指犹太人作为一种民族—文化集团联系的共同性，被对另一种民族—文化集团的认同所替代。由于同化，个人或者集团部分地或者完全地丧失自己原初的民族面貌。通常，民族、种族、宗教或者语言上的少数民族集团被它们生活于其中的多数民族相同化。藉助对同化环境的文化、宗教、民族理想或者政治理想的认同，或者藉助与异族通婚而发生同化。
尽管犹太精神领导者对同化持否定态度，然而在犹太史的各个时期中，对异族文化和文明的部分接受无疑加强了犹太文化的生命力，导致犹太社会同它周围的文化环境展开有效的竞争。一系列杰出的带有阐释性或者辩护性的犹太学著作，是用希腊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拉丁语和德语写成的。同化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使犹太文化免于守旧和僵化。
启蒙运动时期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候，部分犹太人不仅仿效周围环境的思维形式和语言，而且仿效它的精神价值。在这些同化者的眼中，犹太人的存在和犹太精神发展的继续失去了意义。18世纪末期，一些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以这种方式融入欧洲文化中。另一些犹太人则提出在自然神论的原则上建设新的欧洲文化，自然神论只承认“自然宗教”，否定一切现存的和历史上形成的宗教。
19世纪上半叶，随着犹太教中改革运动的发展，同化的意识形态获得新的规模。这场运动的活动家们企图使犹太宗教丧失民族成分。对犹太人的归属，被他们确定为对信仰的关系，而不是对民族的关系。他们把祈祷经文从希伯来语译成其他语言，并对祈祷的内容作出变更。不仅改革派，而且德国产生的新正统派，也欢迎文化同化。19世纪中期，大部分西欧犹太人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完全同化。
19世纪下半叶，欧洲国家中民族主义的发展和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尖锐化，使犹太人的同化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在同一个地区中，各种民族和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例如，德国人和捷克人同时力图同化布拉格犹太人。在波兰，波兰文化、德国文化和俄罗斯文化之间发生同样的冲突；在东加里西亚，德国文化、波兰文化和乌克兰文化之间也发生这样的冲突。文化不够发达的民族宁愿犹太人认为自己是犹太人，而不跻身于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之列和发展这些民族的文化。犹太人本身知道，加入强大民族(德国人、俄罗斯人)会导致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敌意。这一切促使犹太人民族自我意识的加强。在当时的欧洲历史学中形成一个流派，它根据每个时代和每种文化自身的价值系统来判断它们。在这个学派的影响下，对犹太民族的历史、文化、成就、价值和标准的尊重有了增长。期望和其他民族在超民族的人道主义社会中融为一体的同化论者，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成为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的居民或公民。而且，犹太人的同化引起他们趋同的那些民族的许多人的反感和仇视。不过，尽管如此，同化的支持者们对自己观点的最终胜利没有失去希望。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纳粹屠犹也没有使欧美犹太人中同化倾向趋于消失。
在关于美国的相互排斥的社会学理论(把美国说成是一座熔炉或者是文化多元国家)的背景下，犹太思想在各种倾向中得到发展：从自觉和完全的同化的思想，到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犹太人没有走这两种极端途径。美国犹太人通常保持着相互联系。城市中大部分犹太儿童接受某种犹太教育。另一方面，与异族通婚不低于15%(在教育水准高的人士中间，这个比例更高)，对宗教教规的遵守在犹太人中间是最低限度的。意第绪语作为口语几乎停止存在，而希伯来语没有取而代之。大部分犹太人仍然属于某种犹太社区或者犹太组织。对犹太历史和犹太文化的兴趣提高了，宗教中正统派得到加强。显然，纳粹屠犹和以色列国的建立成为许多美国犹太人重新确定自己的犹太归属的原因。
60年代，美国黑人意识的增长，使得某些受到“新左派”影响的犹太青年，宁愿与黑人趋同，而不表现他们自身的犹太自我意识。一部分犹太青年把对犹太民族的忠诚看作为对资产阶级和压迫者阵营的归属，因此认为应该与犹太人脱离关系，就象与以色列脱离关系一样。不过，这些集团人数不多，影响也越来越小。在六日战争期间，绝大部分美国犹太青年，包括大部分“左派”，都象老一代一样，表现出对犹太事件的兴趣。
与异族通婚数的增长，影响到犹太社区人数的低出生率，青年知识分子明显脱离犹太问题，这是西欧国家犹太人同化的特征。
在犹太人的民族自我意识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英国派遣的犹太社区的领导越来越多地是宗教正统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法国犹太人的同化马上得到发展。但是，60年代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移居法国改变了这种趋势。与法国犹太人相比，阿尔及利亚犹太移民更加信仰宗教，在更大的程度上意识到自己的犹太归属。同以色列联系的加强，也促使法国犹太人提高了对犹太问题的兴趣。很多以前远离犹太问题的犹太青年，开始学习希伯来语、犹太历史和文化，并准备移居以色列。
在较边远的犹太社区，例如南非、南美和澳大利亚的犹太社区，尽管存在着地方条件的差异，仍然可以看到和全世界相同的趋势：一方面力图适应周围环境，另一方面确认犹太自我意识。以色列国无疑是融汇、促进和加强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民族自我意识的强大凝聚力，因而是阻止同化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碰到最复杂的犹太问题。一方面，布尔什维克认为犹太人的完全同化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在俄国领土上居住着数百万犹太人，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大部分犹太人具有鲜明的民族意识，这或者表现在传统的宗教生活中，或者表现在新的世俗形式——崩得或者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中。苏维埃政权承认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一样，是具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民族。于是，在苏联出现了特殊的犹太教育系统，以及报刊、文学和戏剧，它们完全使用意第绪语。这是苏联官方的犹太文化。
与此同时，数十万犹太人移居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城市。他们中许多人成为党和国家机关、经济、科学甚至军事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中大部分人不隐匿自己的犹太出身，但是他们及其家庭迅速接受俄罗斯文化和语言，他们的犹太归属很快就失去了任何文化内容。这样，与官方意第绪语文化的发展相平行的，是对迅速同化的追求，在大城市犹太人中尤其如此。许多人认为自己的犹太民族归属是枝微末节，今后将被超民族的社会所替代。还存在第三种苏联犹太人，他们秘密地或者半秘密地对自己的孩子进行犹太宗教教育(主要在俄罗斯西部的哈西德派以及高加索和亚洲共和国的非阿什肯纳兹犹太社区中)。他们中某些人甚至试图支持对希伯来语和希伯来文学的兴趣。不过，这样的犹太人为数不多，彼此之间也几乎没有联系。
30年代下半期，几乎所有意第绪语文化机构和组织都被撤销。这样，未同化的犹太人的生活丧失了民族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加入苏联。在这些国家中，绝大部分犹太人未被同化，犹太文化的影响加强，苏联犹太人的自我意识巩固了。
总之，在现代世界犹太人中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过程：一方面发生着文化同化，而另一方面民族自我意识增强，同以色列的交往和对全体犹太民族命运的认同感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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