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百多年以来，由于各种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犹太人与异族通婚呈上升趋势。这成为影响犹太民族前途的最重要的人口学因素。
犹太人与异族通婚，在《圣经》中就有记载。例如，摩西的两个妻子就是非犹太人。在近代，大部分保守派拉比和改革派拉比都要求，与犹太人结婚的非犹太人应该事先接受犹太教。不过，从19世纪中期开始，某些改革派拉比同意在犹太人与异族通婚时主持婚礼。在1963年以前，与异族通婚的犹太人被摒弃在保守宗教团体之外。但是，1963年保守拉比代表大会法律委员通过决议，允许与异族通婚的犹太配偶仍然是保守宗教团体的成员，条件是他(或她)必须同意把婚后的孩子作为犹太人来教育。如果非犹太配偶接受犹太教的话，所有限制都将被取消。改革派拉比实际上鼓励与异族通婚的犹太配偶继续留在自己的宗教团体内，促使他们把孩子送进犹太宗教学校，认为这是非犹太配偶接受犹太教的动因。
在以色列，犹太人不能与异族通婚。不过，以色列民事法庭承认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在国外以法律形式缔结的婚约的有效性。也就是说，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以色列境外的婚姻，将在以色列境内得到承认，至少配偶双方是外国公民时是这样。如果配偶双方或一方是以色列公民时，情况就要复杂一些。
与异族通婚是影响犹太民族的结构和未来的最重要的人口学因素之一。法国是欧洲第一个取消婚姻的宗教限制的国家。19世纪许多国家制定了婚姻法，由此犹太人获得同非犹太人通婚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些国家中，基督教会不承认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之间婚姻的合法性。德拉·彼尔戈拉对近120年来世界各地犹太人中与异族通婚的频率和总趋势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罗津塔尔对西方国家近年来这方面的情况也进行了研究。这两位研究者得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与异族通婚的频率呈现增长趋势，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犹太社区和非犹太社区的世俗化。世俗化最重要的表现是婚姻法。很多犹太移民从比较传统的社会到比较现代化的社会，这极大地促进了与异族通婚的频率的增长。总的看来，影响与异族通婚数量的有三种因素：一是人口学因素，包括：(1)犹太人在给定地区的数量和密度；(2)犹太居民的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3)结婚年龄和已婚状况；(4)移居到另一个国家后的代(辈)数。与异族通婚的频率，和给定地区犹太居民的人数和密度成反比。犹太人向给定地区经常移民，能够降低与异族通婚的频率。犹太人在移居中遇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障碍，较容易被他们的后代所克服，但是这导致了与异族通婚数量的增长。在犹太居民正常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遭到破坏时，与异族通婚的倾向会加强。结婚年龄的提高和以往婚姻情况的存在，也使与异族通婚的数量明显增长。二是社会经济因素，包括：(1)教育的扩大；(2)职业种类；(3)由于城市的迅速发展，犹太人散居各地。三是意识形态因素，包括：(1)犹太人和周围居民的权利的平等；(2)犹太社区在犹太人生活中的作用；(3)对宗教教规的遵循；(4)对与异族通婚的态度。犹太人和周围居民享有平等权利，以及犹太社区影响的减弱，会提高与异族通婚的频率。对犹太宗教教规的遵循与这种频率的提高成反比。
有关统计资料表明：(1)与异族通婚率在犹太人口少的国家中，不断得到上升；而在犹太人大规模移民时期，与异族通婚的频率暂时下降。(2)西方国家中与异族通婚的频率的增长较东欧国家要快，比率也达到更高的水平，尽管苏联、波兰的犹太中心和西方国家之间在这方面并没有很大的区别。(3)除少数例外，与非犹太人结婚的犹太男性通常要多于嫁给非犹太人的女性。(4)与异族通婚率在反犹迫害时期降低，而在这段时期过去以后，又急剧上升(德国、意大利)。现在，86．1%的犹太人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中，即每100个犹太配偶中有31—45人与异族通婚。高于或低于这个比率的犹太社区，在世界犹太人中只占一小部分。
犹太人与异族通婚，是决定犹太民族未来的最重要的人口学因素之一。在19世纪前，犹太人与异族通婚几乎总是伴随着配偶一方对另一方的宗教的皈依。现在，由于很多人对宗教问题几乎漠不关心，在与异族通婚中改宗的比率大为下降。研究还表明，与异族通婚的家庭破裂和离婚的比例，要高于同族配偶，在与异族通婚数量不多的地方尤其如此。出生率不高是与异族通婚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现象。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异族通婚所生的孩子的教育。在20年代以前，这样的孩子绝大部分用基督教信仰加以教育。近年来，在世界不同的国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美国，犹太人与异族婚配的孩子70%以上以犹太精神进行教育；而在欧洲正好相反，只有小部分这样的孩子接受犹太教育，而且比例不等，从意大利的38%到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若干大城市中的10%。对与异族通婚所生孩子的教育，无疑成为决定犹太民族未来人口发展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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