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

明朝简介

明朝（1368年1月23日－1644年4月25日）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朝代，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二百七十六年。公元1368年，时为韩宋吴王的朱元璋在扫灭陈友谅、张士诚和方国珍等群雄势力后，于当年农历正月初四日在应天府登基，国号大明，由于皇室姓朱，因此又称朱明。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定都于应天府（今南京市），其辖区称为京师，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至顺天府（今北京市），北平布政司升为京师，原京师改称南京。

明朝前期，经过朱元璋的休养生息，明初国力迅速恢复，史称洪武之治 。至成祖朱棣时期，国势达到顶峰，永乐年间开疆拓土，又派遣郑和七下西洋，现代学者称为永乐盛世。其后的仁宗和宣宗时期仍然处于兴盛时期，史称仁宣之治。英宗和景泰帝时期，虽然经过土木堡之变，惟经过于谦等人抗敌，最终解除国家危机，但国力中衰。宪宗和孝宗相继与民休息，政局尚可平稳。武宗沉溺游乐，最终使明孝宗一脉绝嗣。世宗即位后，引发大礼议之争，清除宦官和权臣势力后总揽朝纲，实行嘉靖中兴，并于屯门海战与西草湾之战中击退葡萄牙殖民侵略，葡萄牙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方在澳门获得居留权。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后移居西苑一心修玄、不问朝政，在位后期任用胡宗宪和俞大猷等将领平定东南沿海的倭患。明世宗驾崩后经过隆庆新政和万历中兴国力得到恢复，神宗中期，经过万历三大征平定内忧外患，粉碎丰臣秀吉攻占朝鲜进而入明的计划，然而因为国本之争，皇帝逐渐疏于朝政，史称万历怠政，同时东林党争也带来了晚明的政治混乱。明光宗继位不久因红丸案暴毙，明熹宗继承大统改元天启，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祸乱朝纲，至明思宗即位后铲除阉党，然而因崇祯的决策失误以及内忧外患，明朝最终亡于李自成所建立的大顺，随后吴三桂倒戈相向，满清入主中原。公元1644年，崇祯帝自缢于北京煤山，至此明朝国祚共276年，后继南明与明郑政权延续数十年，直至1683年清朝占领台湾方止。

晚明至清朝为中国古代人口的高峰期，晚明人口在1.6亿至2亿间。这一时期，其GDP总量所占的世界比列在中国三千年历史上也是最高的，据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1600年明朝GDP总量为960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9.2%，晚明中国人均GDP在600美元（和清朝一样）。事实上据他研究，1500年中国GDP总量（618亿美元）已首次超过印度（605亿美元）。这里仅表明购买力平价，与所谓财政收入 (Government revenue) 是不同的概念，大多数中国学者如刘逖认为麦迪森已经高估了中国历史上的GDP总量和人均GDP。据刘逖指出国际公认的生存水平线是400美元，因此刘逖对麦迪森明朝数据做了调整，认为若以1990年的美元价值换算，1600年中国人均GDP在388美元、1610年在386美元、1620年在391美元、1630年在344美元、1640年在367美元，而非麦迪森说的一直维持在600美元。

明朝的领土囊括今日万里长城以南及辽宁省之范围，初年东北抵日本海、外兴安岭及黑龙江流域诸部落有宗主权，后缩为辽河流域；初年北达戈壁沙漠一带，后改为今长城；西北至新疆哈密，后改为嘉峪关；曾经在今中国东北、新疆东部及西藏等地设有羁縻机构。不过，国际上对明朝是否实际统治了西藏存在较大的争议。 明成祖时期曾短暂征服及统治安南（今越南北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朝国土面积达到极盛，其领土面积约为1000万平方公里。根据《明实录》所载的人口峰值于成化十五年（1479年）达七千余万人，不过许多学者考虑到当时存在大量隐匿户口，故认为明朝人口峰值实际上逾亿，还有学者认为晚明人口峰值接近两亿。明代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繁荣，出现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文化艺术呈现世俗化趋势 。

清朝官修史书《明史》中评价明朝为“治隆唐宋”、“远迈汉唐”。史学家阎崇年亦称赞明成祖迁都至北京之举为“天子守国门”，而崇祯帝在国难临头之际未曾丢弃皇都仓皇逃跑被称为“君主死社稷”，然而据史料记载，崇祯有多次弃京南逃失败的记录：“（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有说法称由于皇权过度集中，因此经常发生皇帝不理政事，或是由宦官行使大权的陋习，但史学家钱穆认为明朝虽然决策权集中在皇帝那里，亦不是全由皇帝来独断独行。有许多事还必须经过经廷推、廷议、廷鞫的，同时还有能将原旨退还的给事中，另外根据黄仁宇教授在《万历十五年》里面的论述，由于中晚明文官集团的集体意见足以与皇帝抗衡，在遇到事情决断两相僵持不下时，也容易产生一种类似于“宪法危机”的情况，因此“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但明朝皇权受制于廷臣主要是基于道德上而非法理上，因为明朝当时风气普遍注重名节，受儒家教育的皇帝往往要避免受到“昏君”之名。皇帝随时可以任意动用皇权，例如明朝中期“大礼议”事件最后以廷杖朝臣多人，明世宗旨意被执行为结束。此外，明朝多名宦官掌握部分皇帝权力后，就无朝臣可以在制度上制衡得到，亦见到皇权之高度集中。

明朝国号

明朝的正式国号为“大明”，是元朝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把“大”字加于正式国号之中的大一统王朝，后世称为明朝或明代。部分人认为明朝之号承袭自小明王韩林儿之号，但韩林儿的国号为宋，而朱元璋部的大旗“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 、 “ 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反而有些关系。朱元璋手下有一部分明教徒，以“大明”为国号以表示自己的正统地位，亦同时应和明教中的“明王出世”预言。其次，以明喻火，根据五德终始说，表示明朝取代元朝，是以火克金。又，明之得号出于明教。明教也叫做“摩尼教”，吸收了佛教、祆教、基督教的教义因素，它的经典有《二际三宗经》，宣传的是黑暗要被光明战胜，最后众生脱离苦海。明教在唐朝武则天延载年间，传到中国，但是一直神神秘秘，因为明教宣传的是“弥勒降生，明王下世”。一些反抗朝廷的人经常借助于明教来号召群众，为了保护自己，明教就跟佛教拉上关系，和佛教的白莲宗拉上关系，最后就形成了白莲教。所以从唐朝、宋朝、元朝明教是时而浮出，时而潜入地下，但是常常用作反抗朝廷的武器 。 袁文新《凤阳新书》云:“太祖本姓朱，本祝融。祝融，帝颛顼之子，为帝喾火正，有大勋于天下，故别为祝融。太祖定鼎金陵，则祝融之故墟也。故建国号大明。”故明代以火德王天下，又和光起禁城，祝融将御节，炎帝启朱明，寓意甚好。指称源自小明王或明教者多污其得位不正，为司马昭之心也，多见于1949年后。

明朝历史

建国与统一

元朝末期，官员贪污，贵族靡烂，朝政腐败。为消除赤字，元廷加重赋税，并且大量滥印新钞“至正宝钞”，随之产生的通货膨胀加上荒灾、黄河泛滥等天灾比以往任何时候发生得都要频繁，使得民不聊生。1351年元顺帝派贾鲁治理黄河，征调各地百姓二十万人。同年五月，白莲教韩山童与刘福通煽动饱受天灾与督工苛待的百姓叛元起事。他自称明王，建立红巾军，据有河南与安徽等地。红巾军与各地义军陆续起事，势力扩张到华中、华南地区。隔年，红巾军的郭子兴聚众起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不久，贫苦农民出身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得到郭子兴的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为妻。之后，朱元璋离开濠州，发展自己的势力。

1356年朱元璋率兵占领集庆（今江苏省南京市），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一块立足的基地。朱元璋采纳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经过几年努力，其军事和经济实力迅速壮大。1360年，陈朱双方在集庆西北的龙湾展开恶战，陈友谅势力遭到巨大打击，逃至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1363年，通过鄱阳湖水战，陈友谅势力基本被消灭。1367年朱元璋自称吴王，率军攻下平江（今江苏省苏州市），灭张士诚，同年又消灭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

1368年正月，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即明太祖，年号洪武，明朝建立。之后趁元朝内讧之际乘机北伐和西征，同年攻占元大都（今北京），元廷撤出中原，史称北元。之后于1371年消灭位于四川的明玉珍势力，于1381年消灭据守云南的元朝梁王。最后，于1388年深入漠北进攻北元。天下至此初定。

皇权集中与建文削藩

明太祖即位后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改革元朝遗留的吏治，惩治贪官，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明太祖确立里甲制，配合赋役黄册户籍登记簿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

明太祖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但随后基于巩固皇权的考虑，加之不少功臣或骄纵或横行乡里或僭越等，明太祖兴起胡惟庸和蓝玉案两场大狱，几乎将功臣全部诛杀。廖永忠成为最先被处置的功臣。丞相胡惟庸深得朱元璋宠信，但之后日益跋扈，朝中奏章大事须先经其手，若不利于其的奏章就予以隐匿，并且大肆收取贿赂。1380年明太祖以擅权枉法之罪名杀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1390年有人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关系密切，李善长因此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被杀，总计株连者达三万余人，史称胡惟庸案。此后，明太祖又借大将军蓝玉张狂跋扈之名对其诛杀，连坐被族诛的有一万五千余人，史称蓝玉案。加上空印案与郭桓案合称明初四大案。此时除汤和与耿炳文外功臣几乎全数被杀。明太祖通过打击功臣、特务监视等一系列方式加强皇权，使明初的皇帝专制程度凌驾中国历代各朝之上。

元明之际的文士皆尊奉元朝为正统王朝，元朝灭亡后对元朝皆有故国之情，对于张士诚则有深厚的同情，而对于朱元璋则多表厌恶，当时江南士人，不论是否参加张吴政权，或参加朱明政权，乃至独立人士，都相当怀念元朝。元明之际汉人文士的华夷之辨观念极为淡薄，而又不满朱明所为，因而呈现强烈的遗民情结。明朝建国之初有地主文人不愿仕官效忠新朝廷，为此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 隐居深山以及斩断手指等方法，誓不出仕。为此朱元璋设立新刑罚，宣告“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为罪行，杀害当时许多不愿效忠明朝以及为新朝当官的学者：“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导致“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

明太祖分封诸子为王，以加强边防，藩屏皇室。诸王之中，以北方诸王势力较强，又以秦王朱樉、晋王朱㭎与燕王朱棣的势力最大。为防止朝中奸臣不轨，明太祖规定诸王可移文中央捉拿奸臣，必要时得奉天子密诏，领兵“靖难”（意为“平定国难”）。同时为防止诸王尾大不掉，明太祖也允许今后的皇帝在必要时可下令“削藩”。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驾崩，由于皇太子朱标于七年前因巡视陕西而病薨逝，遗诏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改年号建文，即明惠宗（亦称建文帝、明惠帝）。明惠宗为巩固皇权，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的精兵，准备削除燕王。结果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靖内难”的名义起兵，最后迂回南下，占领京师，是为靖难之变。朱棣即位，即明成祖，年号永乐。明惠宗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

“靖难之役”期间有大量燕京以南，真定，南宫，河南，山东，等地区的平民被明成祖的军队大肆屠杀。燕京以南，真定，南宫在屠杀后成了无人区。除了上述河北以外，河南，山东，也有明成祖朱棣屠杀平民的记载。

永乐盛世与仁宣之治

继洪武之治，明成祖、明仁宗与明宣宗相继兴起永乐盛世与仁宣之治，这是明朝的兴盛时期之一。明成祖时期武功昌盛，明成祖先是出击安南，将安南纳入明朝版图，设立交趾布政司。明成祖之后又亲自五入漠北攻打北元分裂后的鞑靼与瓦剌。明成祖册封瓦剌三王，使与鞑靼对立，等到瓦剌兴盛后又助鞑靼讨伐瓦剌，不使任何一方独大。同时，明成祖撤去大宁都司，将宁王朱权内迁南昌，授予兀良哈蒙古的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卫所自治权，但不允许三卫蒙古人南迁到大宁地区驻牧。明成祖还于1406年和1422年对兀良哈蒙古进行镇压，以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明成祖为安抚东北女真各部，在归附的海西女真（位于松花江上游）与建州女真（位于松花江、牡丹江之间）设置卫所，并派亦失哈安抚位于黑龙江下游的野人女真。1407年亦失哈在黑龙江下游东岸奴儿干地方（元朝征东元帅府旧地）设置奴儿干都司，扩大明朝东疆，亦失哈并于1413年视察库页岛，宣示明朝对此地的宗主权。明成祖一改明太祖闭关自守的外交策略，自1405年开始派宦官郑和下西洋，向各国交往、宣示威德以及建立朝贡体制，也有为围堵西亚帖木儿帝国的说法。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前六次均在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派遣，郑和船队足迹遍布东南亚与南亚地区，还于满剌加建有基地。其规模空前，最远到达东非索马里地区，扩大明朝对南洋、西洋各国的影响力。

文治方面，明成祖修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在三年时间内即告完成。《永乐大典》有22877卷，其中凡例、目录60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 且未有任何删节，《永乐大典》在编成后即被深锁皇宫数百年，以至当时有多人认为《大典》已在战火中被毁。根据记载，明朝年间仅有明孝宗和明世宗二帝阅《大典》。此外，明成祖并未将《永乐大典》复写刊刻，且决定只制作一份抄本，并于1409年完成。1405年明成祖将北平改名北京，称行在，并设立北平国子监等衙门。1409年，明成祖巡幸北京，在北京设立六部与都察院，并在北京为逝世的徐皇后设立陵寝，已经显示迁都的迹象。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北京初步得到繁荣。1416年明成祖公布迁都的想法，得到认同，隔年开始大规模营造北京。1420年宣告完工，隔年正式永乐迁都。因为永乐年间天下大治，并且大力开拓海外交流，所以有学者将这段时期称为永乐盛世。但是明成祖同样对异议者大肆杀戮，诸如黄子澄、齐泰等明惠宗旧臣等都被杀 。

明成祖驾崩后，其长子朱高炽即位，即明仁宗，年号洪熙。明仁宗年龄已经偏高，即位仅一年就驾崩。其统治偏向保守固本，任用“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贤臣辅佐朝政，停止郑和下西洋和对外战争以积蓄民力，鼓励生产，宽行省狱，力行节俭。明仁宗驾崩后长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年号宣德。他基本继承父亲的路线，实行德政治国，并且发起最后一次下西洋。明宣宗同样热爱美术，有画作传世。但是，其执政期间也并非毫无弊端。由于明宣宗喜好养蟋蟀（古名“促织”），许多官吏因此竞相拍马，被称为“促织天子”。同时，明宣宗打破明太祖留下的宦官不得干政的规矩，一些太监如王振等人开始干政，为明英宗时期的太监专权埋下隐患。1435年明宣宗去世，九岁的朱祁镇继位，即明英宗，年号正统。

土木之变与弘治中兴

明英宗自小宠信服侍左右的宦官王振，自此开始明朝的宦官严重专权行为。1442年限制王振权势的张太皇太后去世，当时明英宗仅十五岁，王振更加揽权。元老重臣“三杨”死后，王振专横跋扈，将明太祖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敕命铁牌撤下，举朝称其为“翁父”，明英宗对他信任有加。王振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六十余库，其受贿程度可想而知。

1435年蒙古西部的瓦剌逐渐强大，经常在明朝边境一带生事。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军南下伐明。王振耸使明英宗领兵二十万御驾亲征。大军离燕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今日河北省张家口怀来县），被瓦剌军追上，士兵死伤过半，随从大臣有五十余人阵亡。明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为将军樊忠所怒杀，史称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捩点。

土木堡之变的消息来到北京后，朝中混乱。一些大臣要求迁都南京应天府，被兵部侍郎于谦驳斥。同年，大臣拥戴明英宗弟朱祁钰即位，以求长君，即明景帝（又称明代宗），年号景泰。于谦升兵部尚书，整顿边防积极备战，同时决定坚守北京，随后京师、南京、河南、山东等地勤王部队陆续赶到。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也先安置明英宗于德胜门外土关。于谦率领各路明军奋勇抗击，屡次大破瓦剌军，也先率军撤退。明朝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于谦力排众议，加紧巩固国防，拒绝求和，并于次年击退瓦剌多次侵犯。

也先认为绑架明英宗已无意义，于1450年释放之。然而明景帝因为皇权问题，不愿意接受明英宗，先是不愿遣使迎驾，又把明英宗困于南宫（今南池子）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明英宗之子，后来继位为明宪宗），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见济病死，没有儿子的景帝也迟迟不肯再立朱见深为太子，俨然有夺正之貌，英宗、景帝兄弟因而严重对立 。

1457年石亨、徐有贞等人联盟，欲拥戴明英宗复辟。趁著景帝重病之际发动兵变。徐有贞率军攻入紫禁城，石亨等人占领东华门，立明英宗于奉天殿，改元天顺。他们禁锢了景帝，并且捕杀了于谦及大学士王文，史称夺门之变。由于两次即位之故，明英宗也成为明清皇帝中，唯一使用两个年号的皇帝。明英宗复辟后，略有新政，废除自明太祖时残酷的殉葬制度。之后因为内部政变流放徐有贞，因为曹石之变诛杀石亨、曹吉祥等人，并且以李贤等贤臣掌政。1464年明英宗去世后，儿子朱见深即位，即明宪宗，年号成化。

明宪宗为于谦冤昭雪，恢复景帝的帝号，平反夺门一案，人多称快。而初年励精图治，体谅民情，善政史不绝书，俨然为一代明君，史称成化新风。但明宪宗口吃内向，因此很少廷见大臣，终日沉溺于亦妻亦母的万贵妃，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晚年好方术。以至奸佞当权，西厂横恣，朝纲败坏，民不聊生。明宪宗直接颁诏封官，是为传奉官。这使得传奉官泛滥，舞弊成风，直到明孝宗才全被裁撤。他也是皇庄的始置者。该举措事实上鼓励豪强门阀兼并土地，危害不浅。宦官汪直受到明宪宗的宠信，张狂跋扈，透过西厂大肆冤杀普通民众与官员。不久后由于民愤四起，西厂被罢，但汪直依然握有大权。直到1482年汪直因言官弹劾才被贬。成化一朝群小当道：女宠、外戚、佞幸、奸宦、僧道共聚一堂，朋比为奸，浊乱朝政。1487年明宪宗去世，其子朱祐樘继位，即明孝宗，年号弘治。

明孝宗自幼于贫寒出身，曾有被万贵妃加害的危险。其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得自明英宗以来的陋习得以去除，被誉为“中兴之令主”。明孝宗先是将明宪宗时期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去，逮捕治罪。并选贤举能，将能臣委以重任。明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明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锦衣卫与东厂也谨慎行事，用刑宽松。明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他本身践行一夫一妻制，一生除张皇后外没有任何妃嫔。明孝宗的励精图治，使得弘治时期成为明朝中期以来形势最好的时期，明史称明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被称为弘治中兴，然而在弘治中后期明孝宗不再认真听从谏诤，并且开始挥霍无度，导致国家步入了“一岁所入，不足以供一岁支用”以及“太仓无储，内府殚绌”的状况，在弘治初期革除的弊政不仅全部恢复，而且还更加恶化。

1505年明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年号正德。

内乱与北虏南倭

及至明武宗一朝，宦官势力重新抬头，其归因于武宗精于游乐，怠于政事。不过，其祸患本身并未危及皇权，虽有刘瑾、谷大用等八虎为非作歹，但始终未曾如唐朝末年的宦官擅权情况，并且刘瑾等人最终仍被武宗处以极刑。武宗的喜好游逸，最终导致孝宗一脉绝嗣 。并且致使大明统系发生第二次小宗入为大宗的情况。明武宗的荒游逸乐导致正德年间战事频生，先后发生鞑靼达延汗（明史称鞑靼小王子）进犯、宁夏安化王朱寘鐇谋反、山东刘六刘七民变、江西宁王朱宸濠谋反等重大事件。1520年明武宗假藉出征江西宁王为由而南下游玩，以大将军朱寿为名前往南京，亲自俘虏已被王守仁击败的宁王。班师回京途中，于南直隶清江浦（江苏淮安）泛舟取乐时落水染病，1521年于豹房驾崩。

明武宗驾崩后，明孝宗之侄，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入嗣大统，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登基前后，因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权臣引宋濮安事强令明世宗尊亲生父母为皇叔父母，引起明世宗的反感，是为大礼议之争。最终明世宗在张璁等不服权臣此举的朝官支持下得以尊父母为皇帝与皇后、立太庙在明武宗之上、修皇帝实录。这次政治风波使反对者被罢官或被入狱，受杖者一百八十余人，杖死者十七人。在清除权臣与宦官后，明世宗开始实行自己的政治抱负，任用张璁等贤臣，英明苛察，严以驭官，整顿朝纲，鼓励耕织和减轻租银，又勘查皇室庄园和勋戚庄园，减轻土地兼并，在军事上大力提拔将才征剿倭寇，清除外患，整顿边防，以解除边疆危机，史称“嘉靖中兴”。

1534年后明世宗即不视朝，但仍悉知帝国事务，事无巨细仍出于明世宗决断。明世宗信奉道教，信用方士，在宫中日夜祈祷。先是将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及礼部尚书。邵死后又大宠方士陶仲文。1542年十月，乾清宫发生杨金英、邢翠莲等宫女十余人与宁嫔王氏趁明世宗熟睡之际企图将其勒死，但未成功，此即壬寅宫变。此事后，直至明世宗驾崩前一晚，明世宗迁离大内移居西内。明世宗宠信权臣严嵩，他借此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其子严世蕃协助其父作恶。朝臣虽然不断有人弹劾严嵩结党营私，但均以失败告终。世宗晚期，严嵩年事已高，朝臣徐阶开始取代严嵩之位。1562年徐阶策动言官弹劾首辅大臣严嵩。严嵩辞去官职回乡。1565年严世蕃以通倭罪被判斩刑、严嵩被削为民，两年后病死。

嘉靖一朝，国家外患不断。北方鞑靼趁明朝衰弱而占据河套。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进犯大同，宣大总兵仇鸾重金收买俺答，让其转向其他目标。结果俺答转而直攻北京，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之后西去，明朝军队在追击过程中战败，此为庚戌之变。由于世宗时期明朝宣布海禁，由日本浪人与中国海盗组成的倭寇与沿海居民合作走私，先并且后袭扰山东、浙江、福建与广东等地区。朱纨、张经等将领受明廷干扰而未能平定倭寇。而后兵部尚书胡宗宪署理浙江巡抚兼浙直总督全力剿倭，招抚浙江势力最强的汪直（后被明廷杀害）。戚继光与俞大猷平定浙闽粤等地的倭寇，为后来隆庆开关建立好背景。 另外葡萄牙人在1557年开始移民澳门，但及至明亡，葡萄牙人及澳门始终为广东布政司香山县管辖。1566年明世宗驾崩，皇太子朱载垕即位，即明穆宗，年号隆庆。

改革中兴

明穆宗即位后，先后任用徐阶、高拱与张居正等名臣。1567年位处执政之首的明世宗旧臣徐阶策动朝官弹劾高拱，迫高拱辞官回乡。高拱亦不甘示弱，一年后策动朝官弹劾徐阶。徐阶也被迫正式退休。朝廷的实际政务渐渐落到张居正的手上。隆庆末年，高拱回朝出任内阁首辅。隆庆朝名臣名将荟萃，陆上与鞑靼首领俺答汗达成和议，史称俺答封贡；海上开放民间贸易，史称隆庆开关；因为这两项措施与其他改革措施，明朝开始进入中兴时期，史称隆庆新政。1572年，明穆宗因中风突然驾崩，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即明神宗，年号万历。。

由于明神宗年幼，于是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由于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相反的，张居正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提出“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  。1393年明太祖时期，全国耕种田地有三百六十六万零七千七顷，到1502年明孝宗时期也只上升到四百廿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后于1581年达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以名将戚继光守卫北京的重镇蓟州、以辽东李成梁安抚东北女真、以宣大王崇古、方逢时安抚鞑靼，其他重臣如四川的刘显、两广的殷正茂、凌云翼、浙江的张佳胤，张居正也十分信任他们。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张居正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张居正整顿朝正，改革体制，史称万历中兴。

1577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常理他需要丁忧（解职回乡守孝三年），但张居正以为改革事业未竟，不愿丁忧。他的政敌借此大做文章，此即为夺情之争。最后在明神宗和两太后的力挺下张居正被夺情起复（免于在家守孝），使得其改革并未被中断。但是，这成为他的政敌之借口。同时，张居正利用自己的职权让自己的儿子顺利通过科举进入翰林院。除此之外，张居正的私德有很大的问题，各种聚敛财物的情事被揭露，张居正也迫害了大量的政敌，他一死，立刻在万历的支持下，被昔年结怨的大臣清算，张居正家被抄家。张府一些来不及退出的人被囚禁于内，饿死十余口。生前官爵也被剥夺。

万历怠政与党争

张居正死后，明神宗亲政，励精图治，勤于朝政，更新庶政，繁荣经济，废黜考成法等张居正改革中弊政，安抚流民，减少徭税，有勤勉明君之风范，维持了中兴。在国本之争后，采取消极态度怠政，疏于上朝，但如明世宗一样，悉知帝国事务，事无巨细仍出于其之决断。明神宗在位期间对内有东林党争、国本之争与万历怠政等严重事件；对外则有万历三大征与后金崛起等大型战役。万历一朝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 。国本之争是贯穿于明神宗中期至晚期的重大政治事件。主要是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继承皇位之争。由于皇后无嗣，明神宗偏爱皇三子朱常洵，不愿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朝中的大臣也借此开始党争。直到1601年在皇太后的强迫下，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而朱常洵被封为福王，封地为洛城，却但是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明神宗于国本之争对大臣极度不满，于1587年开始以不上朝作为报复，仅偶尔批阅奏折，以处理一些重要事件。明神宗元旦不视朝、早朝不视朝，整日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年还进行选美，平时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大理寺左评事上疏，称明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结果被贬为民。明神宗中后期财政困难，因此明神宗派太监为天下矿监和税监以充实内库，然而矿监税使大多假借名义搜刮民间财产，扰乱天下。由于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廿五名。明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明廷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因此明史言：“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部分史学家认为明朝自此开始走向灭亡。

由于朝政混乱，部分中下阶官吏在政治上受到排斥，纷纷要求政治改革，并强调道德标准。1593年癸巳京察促成东林党的形成，其名称源自顾宪成重修的东林书院。主持京察的孙鑨、李世达和赵南星，利用京察将不符他们标准和不属于东林党的官吏降职解雇。经过多次京察后，引起众多反对党如宣党、崑党、齐党、浙党等兴起并与东林党互相倾轧。自此门户之祸坚固而不可拔，图使朝政空转内耗。明熹宗时反对党在东厂魏忠贤的羽翼下成为阉党，开始专权，并且迫害东林党人，东林党受到严重打击，有所谓东林六君子、东林七贤等被阉党杀害，直到明思宗即位，才整肃了阉党。

在对外军事方面，以万历三大征最为显著，分别为平定蒙古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丰臣政权入侵朝鲜王朝的朝鲜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这三场战争几乎同时发生，其性质均不相同。明朝于三战皆胜以巩固明朝边疆、守护朝鲜王朝，但也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成为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的重要原因之一。粗略统计出这八年间国家的军事开支高达一千一百六十余万两白银。1617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反明，两年后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至此对后金改以防御为主的策略。

1620年明神宗去世。其长子朱常洛登基，即明光宗，年号泰昌，在位尽一个月。他发内帑赏赐在辽东前线明军，重用东林党人使朝政转危为安，并且罢除天下矿监税使。福王生母郑贵妃为了拢络明光宗，他进献八位美女。明光宗纵欲过度不久病倒，太监崔文升进以泻药而狂泻，又因服用李可灼的红丸而猝死，史称红丸案。明光宗逝世后，其宠妃李选侍欲居乾清宫，以挟皇长子朱由校自重。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为防其干预朝事，逼迫李选侍移到仁寿殿哕鸾宫，此即移宫案。皇长子朱由校最后得以继位，即明熹宗，年号天启。梃击案、红丸案与移宫案合称明末三大案，是万历晚期国本之争的延续，使得明廷的政治斗争更加剧烈，也是标志着明末衰亡的开始。

明末经济危机与内忧外患

明朝末年，明朝的对外贸易陷入低谷，白银输入大量减少，由于农民缴税需要用到白银，但是一般农民只有铜钱，造成白银价格暴涨，农民无法缴税，大量逃亡，造成民变。

明熹宗在位期间，政治更加腐败黑暗。熹宗幼年丧母，对乳母客氏有特殊感情。客氏与宦官魏忠贤狼狈为奸。熹宗早期，倚赖东林党人力争，方能登基，故大量启用东林党人，结果导致东林党与其他党斗争不断，明熹宗因此对朝政失去耐心，魏忠贤借此机会干预政治，将齐楚浙党的势力集结，号为阉党。1624年阉党控制内阁，魏忠贤更加张狂，其爪牙遍布中央与地方。在权势最盛时，魏忠贤的养子竟能代替皇帝祭太庙。全国遍布他的生祠，并号为九千岁后又称九千九百岁。更有阉党的国子监生提出魏忠贤配孔子，魏忠贤父配启圣公 。魏忠贤并大肆打击东林党，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由，唆使其党羽伪造《东林党点将录》上报朝廷，1625年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大量东林党人入狱，甚至处死。由于阉党水准低下，政理不修。国家内部饥荒频传，民变不断，外患持续，明朝已经陷入风雨飘摇之境地。1626年北京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厂火药库发生王恭厂大爆炸，造成2万多人死伤。1627年明熹宗不慎落水病重，不久因霍维华之药而去世，其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即明思宗，年号崇祯。

明思宗即位后，锐意铲除魏忠贤的势力以改革朝政。他下令停建生祠，逼奉圣夫人客氏移居宫外，最后押到浣衣局处死。下令魏忠贤去凤阳守陵，魏忠贤于途中与党羽李朝钦一起自缢，明思宗将其首级悬于河间老家，阉党其他分子也被贬黜或处死  。然而党争内斗激烈，明思宗不信任百官，他刚愎自用，加强集权。当时东北方的后金（即后来的清朝）占领辽东地区，袁崇焕等人于辽西宁远、锦州等抵御后金可汗皇太极的入侵。1629年皇太极改采绕道长城以入侵北京，袁崇焕紧急回军与皇太极对峙于北京广渠门。经六部九卿会审，最后杀袁崇焕，史称己巳之变。其后皇太极多番远征蒙古，终于在六年后彻底击败林丹汗，取得了传国玉玺，1636年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即清朝。并且陆续发起五次经长城入侵明朝直隶、山东等地区，史称清兵入塞。当时直隶连年灾荒疫疾，民不聊生。辽西局势亦日益恶化，清军多次与明军作战，最后于1640年占领锦州等地，明军主力洪承畴等人投降，明朝势力退缩至山海关。

明朝中期之后时常发生农民起事，崇祯虽励精图治，但其任人不得法(崇祯一朝撤换过五十个大学士，号称“崇祯五十相”，为历朝之最)，朝政混乱与官员贪污昏庸；与后金的战争带来大量辽饷的需求以及清兵的掠夺；以及因为小冰期气候变冷，在当时连海南岛都出现下雪气候，农业减产带来全国性饥荒，这些都加重明朝百姓的负担。1627年，陕西澄城饥民暴动，拉开明末民变的序幕，随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事，最后发展成雄踞陕西、河南的李自成与先后占领湖广、四川的张献忠（最后成立大西政权）。1644年李自成建国大顺，三月，李自成率军北伐攻陷大同、宣府、居庸关，最后攻克北京。明思宗在煤山自缢，明朝亡。李自成攻克北京后，纵容部将在京城内大肆搜刮遂失民心。原为明将、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带领清军入关，并于一片石战役击败大顺军。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与顺治帝入关，北京成为清朝的首都。李自成退回陕西，最后被清军围歼于湖北，大顺亡。

南明与明郑

明朝灭亡后，在南方尚有势力，史称南明。南明主要势力有四系王，分别是福王弘光帝朱由崧、鲁王监国朱以海、唐王隆武帝朱聿键与绍武帝朱聿𨮁、桂王永历帝朱由榔等。当南明灭亡后，又有郑成功建立的明郑与夔东十三家军抗清。1644年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后，南明大臣意图拥护皇族北伐。经过多次讨论后由凤阳总督马士英与江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泽清与刘良佐拥护明思宗的堂兄弟福王朱由崧称帝，即弘光帝，史称南明。1645年清朝派多铎率大军南下南京，此时弘光帝昏庸，大权由阉党余孽掌握，江北四镇各自为营，最后陆续瓦解。清军攻破史可法死守的扬州，弘光帝逃至芜湖被逮，送到北京杀害。此期间清军发起扬州十日、江阴八十一日与嘉定三屠等大屠杀以镇压反抗的汉人。同时明朝十万皇族也惨遭清廷和农民军的屠杀。

弘光帝死后，鲁王朱以海于浙江绍兴监国；而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等人的拥立下，于福建福州称帝，即隆武帝。然而这两个南明主要势力互不承认彼此地位而互相攻打。1651年在舟山群岛沦陷后，鲁王朱以海在张名振、张煌言陪同下，赴厦门依靠郑成功，不久病死在金门。隆武帝屡议出师北伐，然而得不到郑芝龙的支持而终无所成。1646年，清军分别占领浙江与福建，鲁王朱以海逃亡海上，隆武帝于汀州逃往江西时被俘而死。郑芝龙向清军投降，由于其子郑成功起兵反清而被清廷囚禁。朱聿键死后，其弟朱聿 𨮁 在广州受苏观生及广东布政司顾元镜拥立称帝，即绍武帝，于同年年底被清将李成栋攻灭。同时间桂王朱由榔于广东肇庆称帝，即永历帝。

1646年永历帝获得瞿式耜、张献忠余部李定国、孙可望等势力以及福建郑成功势力的支援之下展开反攻。同时各地降清的原明军将领先后反正，例如1648年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广西耿献忠与杨有光率部反正，一时之间南明收服华南各省。然而于同年，清将尚可喜率军再度入侵，先后占领湖南、广东等地。两年后，李定国、孙可望与郑成功发动第二次反攻，其中郑成功一度包围南京。然而，各路明军因为距离互相难以照应，内部又发生孙可望等人的叛变，第二次反攻以节节败退告终。1661年，清军三路攻入云南，永历帝流亡缅甸首都曼德勒，被缅甸王莽达收留。后吴三桂攻入缅甸，莽达之弟莽白乘机发动政变，杀死其兄后继8月12日，莽白发动咒水之难，杀尽永历帝侍从近卫，永历帝最后被吴三桂以弓弦绞死，南明亡。

此时反清势力只剩夔东十三家军与在金厦的郑成功（史称明郑）。李自成余部在湖南抗清失败后，转移到川、鄂山区进行活动，在夔州府以东地区继续抗清，称为夔东十三家军。1662年清军开始攻打之，到1664年首领李来亨被杀而亡。郑成功在南京之战失败后退回金厦，于1661年率军远征荷兰人占据的台湾岛成功，明郑领有台湾，定都东宁（今台湾台南）。其子郑经曾参与三藩之乱，率军参与反攻失利。1683年，清朝康熙帝命施琅为水师提督进攻台湾。明郑主郑克塽率众投降，明郑亡。

明朝外交

明朝初年，实施朝贡体制，朝贡贸易薄来厚往，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来赚取好处。日本实际上是处于割据状态，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政府的管辖，朝贡后他们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的倭寇。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颁布海禁政策。从此之后，如果要来中国做生意，必需朝贡兼贸易，否则不予，这就是所谓的“朝贡贸易”，兼具有怀柔拉拢周围国家的用途。明朝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的影响导致正常贸易地下化，转为走私贸易。贸易港集中地由广东、福建转往已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的菲律宾、印尼。而海上的维持秩序角色由于中国官方的消失而导致海盗集团猖獗。由于海上贸易仍在暗处进行，美洲银器又大量流入中国，银开始成为流行的通货。

郑和下西洋与海禁

明成祖即位后，在永乐年间，派遣著名的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率远洋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又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子鲁出使撒马儿罕、吐鲁番、火州等西域十八国，加强明王朝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贡献，体现永乐王朝的鼎盛和开放。明成祖之后，其子朱高炽继位，也就是明仁宗。他听从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不到一年，仁宗病逝，宣宗朱瞻基继位，改年号宣德。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19日），派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明宪宗年间，曾有太监向宪宗提议再次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但由于刘大夏等官员认为下西洋为一大弊政，有害无益，因此将当年郑和出海地图等资料藏匿起来（一说将其销毁），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无果，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后来倭寇横行，明朝加大海禁的力度，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之后，倭寇逐渐平息，朝廷有鉴于对外贸易对沿海居民的重要性，才逐步解除海禁，使民间的走私贸易正当化，活络的国际贸易也使中国进入逐渐成形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

倭寇与日本

倭寇对明朝的海疆构成严重威胁。但是倭寇的主要构成并非日本人，而是中国沿海一带的破产流民。期间虽有朱纨和张经的抗倭，但最后都未能取得完全的成功。为防止倭寇的侵扰，世宗时期实行海禁，断绝对日贸易。直到戚继光等名将力行抗倭，倭寇才被剿清，海疆形势才趋于平静。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意欲占领朝鲜。万历廿年，日本进攻朝鲜，朝鲜国王逃到义州并派使节向明朝求救。明朝一度取得战争的胜利。中日一度进行和谈。但万历廿五年后，日本再次进攻朝鲜，战争进入僵局状态。万历廿六年，丰臣秀吉逝世，日本军心动摇，结果撤军。此即为壬辰卫国战争。这次战争严重削弱明朝与朝鲜两国，明朝在张居正期间积蓄的国力大量被消耗，日本复又陷入分裂，女真部落成为相对的得益者。

蒙古和女真

明朝边境上最大的两个威胁明朝安全的部族是蒙古和女真，时人称其为东虏和西虏。在明朝初年武功强盛时，一度将蒙古驱至漠北，蒙古也因内乱分裂成鞑靼、瓦剌等部而无力南侵。之后伴随明朝的衰落，蒙古诸部中最有实力者称霸于族内后，也多次进攻明朝，诸如瓦剌发起的土木之变和土默特部发起的庚戌之变，明朝的疆界因此内缩，也大大消耗明朝的国力。俺答汗后期开始于明朝通好，受封为顺义王，其后的三娘子继承和平的政策。明蒙之间边境安宁和平，互通有无。这种情况直到后金控制蒙古后才告结束。明朝早期曾经设置奴儿干都司来管理东北诸部，这一阶段女真人作为明朝于东北地区排除北元残余势力的盟友，双方关系处于蜜月期，但中后期明朝采取"犁庭扫穴"等一些列不适当政策，对女真人进行歧视、限制、挑拨、分化甚至屠戮，激化当地矛盾。随着东北的蒙古部和女真部日益强大，奴儿干都司被废，明朝在东北的控制力更是进一步下降。17世纪后，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降服蒙古，于1616年建国后金，与明朝分庭抗礼。后金占领辽东大部土地，曾对当地的汉人进行屠杀，并有入主中原的野心，严重威胁明朝的安全。1636年改国号大清，建立清朝，最终于1644年明朝灭亡后接替明朝统治中国267年。

欧洲各国

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后，葡萄牙人就持续开拓前往印度、中国的航路，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约今马来亚地区）后，就意图在中国建立贸易据点。明武宗正德七年（1513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为想要与明廷通商，派出使节团前往中国。使节团本来想在广州登陆，但被拒绝入境。他们改以武力占据屯门，与明朝爆发屯门海战、西草湾之战，结果战败。最后明世宗嘉靖皇帝同意入境，并且让葡萄牙人在澳门开设洋行，修建洋房，允许他们每年来广州“越冬”，这是西方列强第一次正式性的登陆中国。其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相继派使团东来，使得不少西洋事物传入中国。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利玛窦奉命前往中国教区工作。利玛窦很快学会中文，并穿儒服、通儒书，颇得明朝士大夫好感。后来他被举荐到北京，颇得明神宗信任。他向中国进献坤舆万国全图、自鸣钟、日晷、西洋大炮、望远镜、火枪、西药、圣母玛莉亚像、十字架等贡品，先后在北京、肇庆等地展出。利玛窦不仅传播天主教，还启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学习西学。另外他还将中国各种文化传入欧洲，如儒家思想、佛道学说、围棋等，可谓“贯通中西第一人”。另外，在明末时期有不少明朝军队曾装备火器，尤其是西洋大炮。

明朝军事

明朝在军事上创造四项世界第一，在万历年间的抗日援朝时期首创“水雷战”击沉日本战舰；在16世纪发明的“火龙出水”是一种用于水战的两级火箭；明代工匠设计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由钢轮压火击发引爆的铁壳地雷；明朝陆军曾装备有一种“虎蹲炮”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骑炮兵，有学者称这种技术领先了西方大约200年。 明代早期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即所谓从征，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后又有强使民为军的方式，不过都属于少数，整体而言，卫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军制。卫所制为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后渐无法维持，军人生活水准及社会地位日渐低下，逃兵也逐渐增加，军备因此逐渐废驰。

在嘉靖年间，应付倭寇之乱时，将领戚继光在浙江地区采用招募民兵加以训练的方式，来取代不堪的卫所兵。正因为明朝正规军卫所军的不堪用，故这些民兵，在明朝后期逐渐担负起维持明朝有效统治的作战部队，而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戚继光的召募以浙江人为主戚家军，李如松的私人部队辽东铁骑，及袁崇焕所召募以辽东人为主的关宁铁骑。

有学者认为发端于唐宋时期的中国火器制造技术，在明朝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时的火器不仅仅种类多，而且制造技术以及性能均有极大提高。火箭与鸟枪是明朝军队的主要轻型火器，地雷在明朝也很盛行，管形火器的发展尤为显著。明中期，佛郎机以及红夷大炮等西洋火器传入，使得明朝得以汲取其瞄准器的长处，以改良自产的火器性能。当时中国的冷兵器时代即将终结，火器时代正在来到，亦认为中国有机会赶上西方的火器技术水平，但这一过程却随着明朝的灭亡而中断。

然而有学者指出，中国虽然比西方早两个世纪使用热兵器，但到了15世纪技术开始被葡萄牙人超越，后来清军利用了明朝和西方的技术和经验，多次改良并制造出比明朝更有威力的火器，到了三藩之乱期间，中国的热兵器技术回升接近西欧国家的水平。

在万历年间，日本人亦在火器技术上领先中国，以致日本火器的优势在万历援朝战争中一度令日军占于上风。明朝军事家戚继光亦批评当时多种形式的火器实际上并不实用，故一切禁之，以节靡费。亦有学者批评宋元明清年代在政权稳定期间往往封锁火器的研究成果，并且对研制者新的发明创造也不予以重视，甚至弃置不用，如明朝的赵士桢、毕懋康、薄玉和清朝的戴梓，他们的贡献和成果都没被恰当重视。

明朝人口

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年－1370年）全国发生多次大规模的灾荒饥馑疾病和瘟疫，并最终促使红巾军起义爆发，期间造成人口大量减少。大明建立并统一全国后，明太祖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全国的农业生产在蒙元时代长期大规模战争而遭受极大破坏的背景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加上洪武年间大规模向淮河以北和四川的荒无之地、垦荒填充移民，使人口得以稳定增长。到明太祖洪武廿六年（1393年）全国有6500万人，其中民户占6175万人，军户占325万人。北五省（北平、山西，山东、河南、陕西）人口有1755万人，占全国27%，其中山东最多，有5,462,850人，以下依次为山西（3,790,760人）、河南（2,825,300人）、陕西（2,646,450人）、北平（2,619,500人）。中五省（京师、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人口总数为3380万，占全国52%。其中,南直隶有11,291,460人；人口密度最高的苏南太湖流域人口达6,320,300人，平均每平方公里220人；其次为浙江省，有9,959,270人；江西有7,260,000人，湖广有4,318,420人，四川最少，仅1,314,260人。南五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总人口有1040万人，占全国的16%。

明朝户口的峰值出现在明朝后期，但对于具体时间与人口数量，不同学者有不同说法。易中天认为，明末人口六千余万；赵文林、谢淑君认为1626年明朝达到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有99,873,000人；王育民认为万历年间明朝人口达到峰值，实际人口在130,000,000人至150,000,000人之间；葛剑雄认为1600年明朝实际人口大约有197,000,000人，明朝人口峰值接近2亿；曹树基认为1630年明朝达到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有192,510,000人，1644年实际人口大约有152,470,000人；而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则认为1600年明朝实际人口大约有160,000,000人。

明世宗嘉靖末年美洲高产作物传入后开始在明代人口最为稠密的江浙和岭南地区普及和推广，尤其是经过万历中兴过后以较快速度稳定成长，到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根据当代学者研究估计达到前所未有的150,000,000人，分布格局基本未变。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年）到清世祖顺治七年（1650年），由于农民战争、饥荒和瘟疫等造成中原地区死亡加大，特别是由于北方鼠疫和旱灾的爆发、以及八旗入关掠杀和为防范汉人而进行有计划的迁移，造成人口大量减少，只有原先人口总数一半不到，特别是经历鼠疫大爆发的北方，人口降到不足20%。

明代沿袭元代，将人户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等。手工业者为匠籍。匠籍、军籍比一般民户地位低，不得应试，并要世代承袭。若想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需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轮班匠的劳动是无偿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起，轮班匠一律征银，以银代役，政府则以银雇工。人身束缚大为削弱。到清代军籍实行八旗制度，并废除实行四百年的匠籍制度。

明朝经济

16、17世纪间，明代曾是世界上手工业与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明代初期推行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一定的压制，但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除海禁后，海外贸易重新活跃起来，全盛时远洋船舶吨位高达18000吨，占当时世界总量的18%。

农业

明朝初期，由于多年的战争加上通货膨胀，且前朝元惠宗为治水加重徭役，经济近乎在崩溃的边缘。明太祖洪武年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此外，商屯也相当盛行，政府以买卖食盐的专卖证（称之为盐引）作为交换，利诱商人将粮食运往边疆，以确保边防的粮食需求，然而此方式并非以以物易物方式，而是要求盐商先交钱再等晒盐季再给盐，却又为税收不足而将新产出的盐另行外卖，延后交盐给正规盐商的时间，致使盐商交了钱却要三五年甚至十年后才拿得到盐，却又因身份管制而无法抛弃盐商身份另行谋生，因此而家破人亡，私盐亦大为流行。明太祖也曾派遣国子监下乡督导水利建设，并以减免税赋奖励耕作。这些措施使得过去很多饱受战乱损毁的地区恢复生气，使明朝的经济得到快速的恢复。

明代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明朝农业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都高于前一朝代，番薯、南瓜、蚕豆、土豆、玉米、棉花等美洲高产作物在16世纪中叶时由国外陆续传入，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国普遍栽种。此外，较容易栽种的蕃薯和玉米，可以种植于土壤相对较贫瘠的地区，对于粮食需求日增的明清两代尤其重要。万历年间，耕地总面积超过七百万顷，为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的人口稳步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而在南宋时流行的俗谚“苏常熟，天下足”，由于长江下游地区城市居民的快速增加，及长江中游地区的快速开发，中晚明时，已经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意即当时主要的米粮生产区已经转移到湖广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和湖南省一带。晚明以后，湖广的米开始被长途运送至江浙、闽广等地区贩售，使当地农民开始改种经济作物。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及随之出现的长途交通，都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手工业

手工业方面，明代仍然延续元朝的匠籍制，也就是规定全国技术好的手工业工人必须于官营手工业部门服务的制度。明代定以前的匠户为匠籍，并规定这些入匠籍的手工、工人子孙世代承袭，不得脱籍改行，但不同点在于明代时，他们不需永远在王朝服役，而只要依规定每隔几年轮班到京城服役一次即可，称之为轮班匠。但由于到京城的路途遥远，轮班匠仍然常常发生逃役的状况，于是在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朝廷便下令轮班匠可缴交银两折抵役期，称为“匠班银”。嘉靖四十一年，朝廷进一步改革匠役制度，每名轮班匠每年纳“匠班银”四钱五分，从而废除轮班制。但仍有部分工人留在官营手工业单位服务，匠籍制并未完全废除。

自明初年起，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松江潞安府全盛时有织机1.3万张，促进市场经济化和城市化，南京、临清等城市“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南京一地有众多的陶瓷厂，每年可生产100万件瓷器。景德镇成为世界瓷都。制瓷使用旋坯车，不但提高生产效率，还使旋出的瓷坯更为精细和规格化。施釉方式以吹釉法代替刷釉法，使施釉更加均匀光泽。并且发展出彩色瓷器。冶铁技术也有明显的提高，由灌钢冶炼法发展到苏钢冶炼法，是一种效率较高的炼钢方法。

商业

明初期奉行“重本抑末”政策。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甚至还规定禁止商贾之家穿绸纱。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年），大学士高拱上疏《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业的窘困，并奏请隆庆皇帝采取措施，革除宿弊。之后张居正提出农商荣枯相因，进一步肯定商业的作用。明代中后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在价值上也等同于读书有得，“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也开始出现。此外，商业用的书也开始出现。商人为实用目的而编写此类书籍，内容介绍贸易路径沿途的交通、习俗及商品行情等。此类书籍现存最早者为《一统路程图记》。此外，由于商业的发达，各地纷纷开始大量生产具有当地特色的商品，运销他处，使得区域分工日益明显。

随着明太祖洪武年间发行的“大明宝钞”纸币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银本位为主。16世纪中叶之后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也进一步促进中晚明经济的发展，当时明朝占有世界白银需求量三成左右。明代经济的另一个特色是城镇经济的繁荣，运河沿线由于往来商船不断，周边城市如济宁、淮安、扬州等都非常发达。东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成为全国的经济集散地。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明代形成按籍贯区分的商人集团，称为“商帮”，如徽州商帮、晋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苏州洞庭商帮、江西商帮等。这些商帮以“会馆”为联系场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明嘉靖、万历间，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大量外销赚取外汇所得；外国的不少东西在中国城市都有卖，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当时商业大都会以江南的商业城市最多，有南京、仪征、扬州、瓜洲、苏州、松江、杭州与嘉兴等，华中其他商业城市尚有汉口、南昌、淮安、芜湖与景德镇等，西南内陆有成都，华北有北京、济宁与临清等，而华南则有福州与广州等。

明朝文化

学术思想

哲学思想上，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他的思想强调“致良知”及“知行合一”，并且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的主动性放在学说的重心。而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更进一部的强化此方面的论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义。而李贽则更肯定“人欲”的价值，认为人的道德观念系源自于对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现追求个体价值的思想。而随着西学的传入，科学精神与实学风尚也开始流行。明末之际，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异族的入主，哲学家开始更多的思考现实问题与政治改良，如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

而明代晚期书院的兴盛，冲击官学的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利用在书院讲学之际借机批评时政，例如曾讲学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及高攀龙，就常讽刺时政，也使东林书院成为与当权派对抗的中心，进而造成东林党争。当时学者也会借用寺庙周边的空地举行“讲会”，倡导新的思想价值与人生观。

文学

文学方面，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就是出于明朝。冯梦龙加工编辑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主要是描写青年爱情故事以及平民市井生活，最著名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等；与“三言”类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凌蒙初编著的“二拍”以及1987年才被发现的《型世言》（陆人龙编著）。传统雅文学的发展在明代继续发展，著名文人有刘基、宋濂、高启、方孝孺、唐寅、归有光、徐渭、王世贞、袁宏道、钱谦益、张岱、吴伟业等人。散曲家则有王磐、冯维敏、薛论道、陈译、康海等人。

万历时期，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有以公安袁宗道、袁宏道与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他们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各个不同的时代，即有各种不同的文学。竟陵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主张独抒性灵，并且乞灵于古人，目的为“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

教育

有学者指出，从清修《明史》中的学校那一部分可看到，明代时期教育发达，学校兴盛，唐宋所不及 。

明朝初期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政策，明太祖多次强调：“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不先于学校。”并将学校列为“郡邑六事之首”，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而不重视书院，书院因此沉寂近百年之久。也因此，明朝中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也就是国子监。而各府、州、县政府也皆立学校。府、州、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或相公。明处生员数目有定额，大致府学四十人，州学卅人，县学廿人。明代中后期，地方官员六事皆举者极少，“学校之政之修也久矣”，因此传统书院再次承担起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明代书院的创办，以嘉靖年间为最多，据统计，明代书院共有1239所。书院的经费来源，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官方拨置、和私人捐赠。由于政治上的牵连，书院屡遭劫难，历史上共有四次禁毁书院的记载，但官方越是禁止，民间开办的书院就越多。

科举在明朝是正式的选拔官吏制度。科举考试分为两级，每三年举行一次，称为大比。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考生必须用八股文做答。所谓股，即对偶之意。八股文萌芽于宋朝，形成于明成化以后。由于八股取士的制度，读书人既不通经史，又不谙实际，严重束缚民众智慧的进步。

明成祖除了诛杀誓死效忠建文帝的大臣如练子宁、茅大芳、齐泰、黄子澄等人外，还下令对殉难诸臣以及一切与建文帝有关的文字著作一概交出烧毁，私自收藏者杀，被烧毁的著作包括如方孝孺所著的《周礼考次》、《大易枝辞》、《帝王基命录》、《文统》等。

宗教

明朝的兴起与元末信奉明教与白莲教的红巾军息息相关，所以明太祖建立明朝后对宗教采取抑制和利用兼并的政策。他主要希望阻断摩尼教、白莲教与弥勒宗等宗教组织再度变成反朝廷的起事军，并且希望利用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力量来维护社会秩序。结果，得到“皇粮”全面保障的佛教与道教演变成缺乏精神上的创新追求，亦脱离广大信众，民众转而寻求民间宗教作为慰藉。

明朝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基本精神在信仰自由主义、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皇室特殊化行为、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在此期间，回族的形成与犹太教的消亡，表现出作为外因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政治压力）与作为内在动力的宗教本土化、世俗化运动，对宗教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明朝中期以后，佛教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传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民间宗教以最贴近下层百姓生活的组织形式和内容，满足中下层民众的宗教需求，甚至部分地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这是明朝中叶之后，民间宗教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

明朝还是信仰伊斯兰教诸民族、藏传佛教黄教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时期。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朝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

艺术

建筑

明代的建筑工艺创下新成就。南京和北京城池都是伟大的建筑作品。应天府京城城墙营建于洪武二年，完成于洪武十九年，城墙周长达66里，一般宽10-18米，高12-15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墙。南京城突破方正的格局，而是按照地理形势修建。皇城位于东部，市肆和居民区位于南部，西北则是军营。洪武二十三年起，明政府开始修建京师外郭城（即南京外城），周围120里，开十六门，将雨花台和锺山都包入其中。而北京城池则较为方正，体现皇权至上的思想。明朝的宫殿建筑也十分宏伟，故宫即为例证。明朝各种历制建筑也十分严谨工整。天坛、太庙、社稷坛、孔庙都是十分巍峨庄严的建筑。明代帝陵工程浩大，可谓历代之最。而在明代被重建的万里长城（明长城）更是举世无双的巨作，保卫明朝的边疆，至今依然耸立。

戏剧

明初《大明律》明令：“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尔扮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扮者与同罪”，以压迫杂剧创作，明成祖即变本加厉，以极刑来禁止此类杂剧的印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

明朝时期，传统杂剧逐渐衰落，而传奇剧走向繁荣。在嘉靖后期到万历初期出现三部优秀的传奇作品，即《宝剑记》、《浣纱记》及《鸣凤记》。明代戏剧的集大成者是汤显祖。他的代表作是临川四梦（即《南柯记》、《邯郸梦》、《紫钗记》及《牡丹亭·还魂记》）。南戏在明朝也进入最繁盛的时期。明朝的文学与戏剧在对“情欲”的描写上是较为开放的，例如《牡丹亭》一剧中就充满许多对少女情怀的正面刻写。

书法

明朝朝廷极力推崇书法，明朝书法以行书和草书为主。明初书法陷于台阁体泥沼，沈度学粲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二沈书法被推为科举楷则，于是台阁体盛行。明中期吴中四家崛起，书法开始朝尚态方向发展。祝允明、文征明、王宠与唐寅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域。晚明书坛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有名的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与倪元瑞等，而帖学殿军董其昌仍坚持传统立场。

服饰

元朝灭亡，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诏令“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旧”，因此明朝汉族男子服式沿袭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样，又大量吸收元代服饰特点，发展出曳撒、兵笠等特色服饰。明代妇女的服装，主要有衫、袄、霞帔、褙子、比甲及裙子等，衣服的多变与款式做工达到一个高峰。。

绘画

明代的绘画成就巨大，大致偏重于文人画派，往上承袭唐、宋、元三代的体系，再经过充分发挥后而自成一家的。明代画风迭变，画派繁兴。在绘画的门类、题材方面，传统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盛行，文人墨戏画的梅、兰、竹及杂画等也相当发达。其中最兴盛的山水画派可分为气势恢弘的浙派、苍劲活泼的院派与清丽缜密的吴派三种。著名的书画家如擅长花鸟的徐渭、擅长人物画的陈洪绶，“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山水画大师董其昌。明朝绘画以山水和花鸟为主。人物画和社会风俗画相对较弱。明朝的雕像较多为城隍、孔子、关公、岳飞等为主。

科技

自元朝以后，中国的天文学和数学发展日益趋于停滞状态，明朝初期全面禁止天文学的发展，并且一度下诣“习历者遗戍，造历者诛死”，禁令被放宽后有学者编写了一部天文著作，可是无人问津、不被重视且“未曾用之”，《大明律》规定：“造谶讳、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严厉处置撰写、刊行、销售或使用“妖书”的人。被送官烧毁的“妖书”名目有《换天图》、《飞天历》、《聚宝经》、《太上玄元镜》等共计88种。明朝的大统历是承袭元朝的授时历，对日月蚀的预报早已不准，明朝开国一百多年后陆续有人建议改历，被礼部以“古法未可轻变，请仍旧法”和“祖制不可变”的理由反对。明代钦天监的天文官们已无人能掌握元代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所依据的原理和方法。利玛窦凭借西洋书本上的知识即可预测日月蚀，而钦天监的官员们却一筹莫展。当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打算用西法改历而发动宣传攻势时亦引起了守旧势力的反感。

明太祖亦禁止人民进行科学研究，且鄙薄科学技术，认为皆是“无益”之物并加以毁坏：“明太祖平元，司天监进水晶刻漏，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太祖以其无益而碎之”。

伴随着西学的传入，中晚明的科学技术出现新的进步。中晚明科学著作众多，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程大位的《算法统宗》、吴有性的《瘟疫论》、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这些科学家几乎都是明朝有功名的士子。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合乎科学的解释，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并通过空气传播，同水波相类似。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提出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在《物理小识》中正确地解释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

明朝宗室在技术上也有贡献，朱载堉在世界上第一次正确地提出十二平均律，并在数学、天文学方面亦多有建树；明初周王朱橚把四百余种植物种于府内，并让王府画工将植物绘图编制成书，名为《救荒本草》。《救荒本草》共记有植物414种，并详细描述各种植物的形态、产地、生境、可食用部位和食用方法，是生物学历史上的重要书籍。中晚明的军事科技也有所进步，各种新式火器大量涌现，但绝大部分都被当时的军事家批评不实用。西方传入的佛郎机火炮和红衣大炮都在中国制造和使用。还有一些专门的火器论著出现，如茅元仪所著之《武备志》。

明朝末期，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在他们传播教义的同时，也大量传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中国的科学发展趋于缓慢，落后于欧洲。随着西学传入，使得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而当时传入中国的学问非常多样，也有一些士大夫着手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书籍或著书介绍西学，例如徐光启就曾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同文算指。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时，基于双方文化的歧异及认知方面的不同，也引发一些冲突，例如南京教案等。

在明朝年间失传了宋元两代累积的数学知识，后来经过清代学者梅谷成等人重新发现并加以研究。

明朝社会

明代早期，社会风气比较节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政府控制力的下降，社会风气转向浮华与奢糜，不论士大夫或百姓，在饮食、居住、穿着、娱乐各方面都更为讲究，甚至贫穷人家也追慕仿效，与过去儒家崇尚简朴的风气有很大的差别。商人的地位也明显提高。时人张瀚曾言：“今之世风，上下俱损矣！”

明朝的另一项重要社会风气就是藏书之风。无论官方与民间皆好藏书。私家藏书尤为发达。天一阁是中国目前现存的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其创建者是范钦。在范钦去世时，天一阁藏书的总数达到七万卷。天一阁对藏书严加保管，水火不入。也严禁外借。明代重要的藏书楼还有汲古阁、绛云楼等。而私人刻书也逐渐发达，出现的彩印的套印等新工艺，印制的书籍量更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也使得书籍的读者群更为扩大，各种通俗小说的出现也为平民百姓提供另一种娱乐。装帧方法也得到改进，出现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线装书。

在衣食住行上，明代的茶文化与酒文化也十分发达，民间盛行饮酒之风，酒令进入成熟的阶段。各种新式茶色纷纷出现，紫砂壶也开始流行。酒楼茶馆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休闲场所。明代的手工业突飞猛进，家俱的样式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明代家俱质地坚硬，风格典雅，流传至今者不在少数。而私家园林在明朝也非常发达，成为园林的典范。明代园林艺术的最杰出代表著作是计成的《园冶》一书，这是第一部全面总结私家园林的专著。而百姓的娱乐风尚也日益发达，“旅游”一词首次出现。明代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社会生活最丰富的朝代。

在女性生活上，贞节旌表的制度在明朝成为固定持续的制度，使得女性守贞守节从原本的典范理想成为一般性的风气甚至规范。而缠足也在明朝逐渐成为社会上较普遍的习俗。此外，晚明社会风气的开放，使当时成为中国历史上才女文化最发达的时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