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原意是“城墙”与“护城河”的意思，后来演变为民间信仰中的城池的守护神，亦有做为阴间的司法体系的职司。城隍下辖有文武判官、各司司官、范谢将军、牛马将军、甘柳将军、韩卢将军、日夜游神、枷锁将军等神。
民间信仰中城隍是由死去的名人或者有功劳者担任的，并必须是公正无私者，也有任期制以及其眷属之说。城隍也可能因任职地点不同，而加上等级之分，驻帝都的城隍爷封为“承天鉴国司民昇福明灵王”，驻府的城隍封为“威灵公”，驻州的城隍封为“灵佑侯”，驻县的城隍爷封“显佑伯”，显示各级城隍爷、庙也有不同的身份与地位。
在阴间司法神的部分，城隍有专司人间善恶之记录、通报、死者亡灵审判和移送的职务。现被人供奉于庙宇称为城隍庙。城隍的崇拜盛行于大中华地区、越南、朝鲜半岛，也见于其他地区的华人、越人、朝鲜人的移民社群。其圣诞日会因地区或庙宇而有所不同。如霞海城隍是五月十三日圣诞。
城隍庙
“城”为城墙、“隍”为护城河；传说中城隍爷与地方官是分阴阳二世界来治理事情，所以过去，新上任的地方官员，一定先到城隍庙向城隍爷祭拜，请求城隍爷一起协助地方政治事务，可见城隍爷的地位极高。
城隍的宗教观念源自道教，其后与儒教结合相互影响。最早记载城隍的是《周易》：“城复于隍，勿用师”。最早祭城隍只筑土坛，无庙无像。正如《凤山县志‧祀典志》所载：“城隍庙无专祭，而水旱、疾疫必祷之，致敬、宿斋必告之；故立之庙，使神有所凭依也。”。设置城隍庙祭祀，大抵从道教成为民间信仰才出现。
城隍崇拜可追溯到周朝，是除夕要祭祀八个神之一——水庸。据《礼记》所载，古代天子祭祀“八蜡”中的“水庸”，解释为“水者隍也，庸者城也”，故一般认为此为祭祀城隍之始，但此时的八蜡之祭应仅由天子祭祀，与后世城隍信仰情况不太相同。
由汉代开始，城隍的祭祀活动不断提升，各地人民更尊封已死功臣或英雄豪杰为城隍，其中有霍光与纪信等。
相传三国时代的吴国曾建城隍庙；另在《北齐书‧慕容俨传》记述，北齐大将慕容俨就曾于郢城拜城隍神祠而战胜了南梁敌军，为正史最早的明确记载。而《隋书‧五行志》记载：“梁武陵王纪祭城隍神，将烹牛，忽有赤蛇绕牛口。”由此可知，在南北朝的城隍普遍为民间信仰。
唐代城隍信仰大盛，各地广为建庙，并已出现求晴祈雨、招福避祸、禳灾诸事的祭城隍文。撰文的不乏著名人士，其中有：韩愈、杜牧和李商隐等，其中最早的是张说所写于开元五年（717年）的〈祭城隍文〉。
到了宋代，由于祭祀城隍列入国家祀典，故城隍庙普及各府、州和县。北宋欧阳修所写的祭城隍文：“雨惟神有灵，可与雨语，吏竭其力，神祐以灵，各供其职，无愧斯民”，显示了当时官吏们对城隍的敬重和互赖关系。而这时的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
其后元朝，除在元大都（今北京）建城隍庙外，更封城隍为“佑圣王”。
到明太祖朱元璋时，对城隍特别崇敬，曾亲诏刘三吾：“朕设京师城隍，俾统各府州县之神，以鉴察民之善恶而福祸之，俾幽明举，不能幸免。”明太祖更册封京师、府、州、县四级城隍，各级城隍神都有不同爵位和服饰，各地最高官员需定期主祭。明太祖曾下令各级官员赴任时，向城隍宣誓就职. 城隍有阶级之分，洪武二年（1369年），封京都金陵城隍为“福明灵王”，汴、濠、鸠、和、滁等州朱元璋“龙兴之地”城隍亦封为正一品王爵。其余城隍各赐爵位：府城隍为“二品威灵公”、州城隍为“三品灵祐侯”；县城隍为“四品显祐伯”。
不过，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即取消城隍之爵位，仅称为某府、州、县、城隍之神。
及至清代，城隍祭祀同样列入祀典，城隍的地位更崇高。但凡新官到任前需到城隍庙斋宿；上任日，更需在城隍前完成祭礼才能就任。由此观之，城隍的职能随时代变迁，已由起初有求必应的神明转变为地位超然的国家和地方守护神。
清代时，一开始全国只有北京、南京、西安、福州四地有“都城隍”，而后台湾的新竹城隍庙受光绪帝敕封，亦称都城隍，而后民众逐渐建立“省城隍庙”，一般把城隍归为下列几类：省城隍（公爵，威灵公）：掌管省。府城隍（侯爵，绥靖侯）：掌管府。县城隍（伯爵，显佑伯）：掌管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