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秦武公相关的青铜器铭

1978年，陕西宝鸡县杨家沟乡太公庙村，出土了一批窖藏青铜器，包括5件编钟和3件编镈。编钟为甬钟，最大钟高48厘米，3排枚带间各饰双身夔龙纹，舞部分4个纹饰区，各饰3条相盘绕的变体夔纹，鼓部饰相向的凤鸟一对。5钟形制与纹饰基本相同，规格由大至小递减。鼓部及钲部枚间梯形区皆有铭文，甲、乙二钟铭文连续为一组，丙、丁、戊三钟铭文连续为一组，两组铭文内容相同，只是行款有异，全铭首尾联读共计135字（后一组缺铭末21字）。最大镈高75.1厘米，鼓下沿平齐，4道扉棱分鼓身为4个纹饰区，每区饰上下两组勾连飞龙纹。侧旁两道扉棱各由9条飞龙蟠曲而成，上延至舞部与钮相接，钮上设环，前后两道扉棱各由5条飞龙和一只凤鸟蟠曲而成。

秦公镈

这批器物形制恢宏，纹饰华美，铸作精良，而且长铭叠现，内容丰赡，字态端美。不仅映射出春秋前期秦国的昌盛气象，也可视为秦武公显赫功业的礼器表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说，它们是秦国青铜工艺水平迅速提高的实物见证。这一点，只要将礼县大堡子山秦陵所出时代更早的青铜礼器，与这批器物略作对比观察，即信然可知。

至于铭文字体，更展现出秦篆发育过程中一个标志性阶段。从《不其簋盖铭》到大堡子山所出秦公器铭，到武公钟、镈铭，再到民国年间礼县出土的桓公簋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西周后期文字向秦篆演变的脉络。匀整劲秀、金线玉箸的秦文字风格，在武公钟、镈铭中已基本奠定。

毫无疑问，人们最关注的还是铭文的内容。这批器物出土后，在学界曾引起相当大的震动，对器铭的释读和研究尤具热度。钟、镈为祭祖先的礼器，铭文沿袭了西周以来的祭铭宗旨，称颂先祖的崇高灵威，扬显自身的光辉功业，祈求祖神赐福佑祥。经许多学者的努力探研，铭中疑难大都得到了合理的阐释。

这里我们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择要略作述评，以彰与武公密切相关的史事。首先，铭文解决了一个历史疑案。武公之父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记》中称宪公，而在《秦本纪》中却称宁公。尽管清儒梁玉绳曾指出，“宁”字系“形近致讹”，应以“宪”字为是，但后来的学者却大都以《秦本纪》为正，认定了宁字。武公钟、镈铭中确凿无疑是宪字，此疑遂消。

铭中武公述其先公，首言“受天命”的先祖，此非开国之君襄公莫属。下文接言“烈烈绍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这里有两点值得强调。第一，文公之太子静公未及接班即已早逝，文公死后是由静公之子宪公继位的，但武公还是极尊崇地把静公奉于先公之列。《秦本纪》称静公为“公”，曾遭到某些学者的反对，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也说这是“秦史夸言”。其实，静公具有国君继统的正宗地位。

他不仅是文公的法定太子，而且是宪公的生父，是秦君直系血缘链条上一个必有的环节。因此他虽未即君位，死后也被“赐谥为静公”；也就是说，应把他当作秦君系列中的一位对待。殷商文化也存在这种传统，甲骨卜辞显示，商王直系大宗中未即王位者，在祭统中享受与践位先王同等的待遇。嬴秦和殷商同源于东方鸟图腾部族集团，又曾长期保持亲密的关系，共遵一种维护正宗君统的制度，是合乎情理的。武公钟、镈铭将静公位于先公之列，证明了司马迁言秦世系之有据。

第二，尽管出子作为秦君在位六年，但武公并不把他视为前任国君，这也同《秦本纪》恒言“出子”而决不称“出公”相一致。道理很简单，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出子都不是君位继统中的正宗环节。他不仅是武公的幼弟，而且是庶出，本不具继君位的资格；他的登位，完全是弗忌等权臣宫廷政变的结果；依据贵族社会宗法体制的原则，武公是法定秦君继位人，出子的君位是非法的，理应被排除在国君正统世系之外。

明确以上两点，不仅使我们对秦国公室的政治伦理有所认识，也帮助我们正确解读另外两件秦国青铜重器铭文中的一个关键句子。民国年间出土于甘肃礼县东境的秦公簋，铭文称颂先祖，曰“十又二公，在帝之坯”；宋代编印的金文图录中有件秦公镈，铭文与上述簋铭略同，显系同时代所作器，有句曰“十又二公，不坠在上”。“十又二公”自何人算起？应包括哪些秦君？答案直接决定器主为谁，以及与之相关的秦器断代的标准器问题，故极受学界关注。但研究者虽众却歧见纷纭，迄无定说。武公钟、镈铭反映的对静公和出子的态度，启发我们思考：“十有二公”中应包括静公而不含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