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武公：“从死”惨剧的标始者

秦武公的历史形象上罩一道浓重的阴影，那就是他的名号和“从死”问题紧紧相联。“从死”通常又被称作“人殉”，指一个人死了，要另外某些人也随之而死，陪他（或她）入葬。这是曾盛行于先秦贵族社会，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也遗风未泯的一种灭绝人性的惨剧。《史记·秦本纪》载：武公二十年卒，“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虽然只是一句话，武公由此被钉在了“从死”惨剧肇始者的史柱上。

大堡子山秦公陵园殉葬坑

在我国阶级社会历代统治集团的诸多罪恶中，人祭和人殉可以说是最令人发指的暴行。这种暴行，尤其是人殉，在秦国表现得最为突出，牵涉到对一些国君作为的历史评价。

对于《秦本纪》所载秦武公“初以人从死”的“初”字，岑仲勉先生曾提出过不同看法，他认为人殉现象产生较早，春秋时期此风已不流行，说自武公始恐有误。上个世纪90年代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被发现后，岑先生当年的怀疑又有了新的考古论据。该陵两座大墓学界多认为是秦襄公及秦文公之墓，即使持异说者也都承认该陵时代早于秦武公。而两座大墓都已存在人殉现象，目字形大墓（M3）殉人8，中字形大墓（M2）殉人19（二墓被盗洗一空，破坏严重，此为尚存的殉人数目，实情当超过此数）。这可以看作秦国人殉现象不自武公始的确证。

是不是司马迁的记载有问题？

细阅《秦本纪》可知，司马迁对秦国的“从死”现象是十分关注的。他不仅记了此事的起始，而且交代了此事的中止（献公元年），还列示了一些秦君墓葬中从死者的具体数字。司马迁是个值得信赖的史学家，何况其写秦事还有秦之国史作依据；他以明确而肯定的文笔说从死始自武公，决不会是一种虚构，至少应当包含真实的因素。

愚见以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人殉和从死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人殉包括杀殉和从死两种类型。杀殉起源甚早，可能是同专制主义王权形成共生的现象；从死出现得晚一些，盛行于贵族社会的上升期。而且，从死现象形成风气，有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武公之前，从死现象肯定已经存在，但并不突出；至武公，把这一现象制度化、规模化了，使它具有了统治集团倡导的意义。这也许就是司马迁在武公身上述此事并冠以“初”字的原因。

人殉是专制主义政治观念与灵魂存于冥世的宗教观念结合而生的怪胎，基本宗旨是让权贵者死后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过奢华的生活，享受他人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因此须令一部分人陪他（或她）入葬，以供其在冥世驱使。最初可能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屠戮，即把墓主所需要的人员杀死（或不杀死而捆绑固位，被称为“生殉”），置入墓中某些特定位置。他们多为奴仆、役夫一类下层人员。这种强制性的残暴方式，我们称之为“杀殉”。

后来，随着贵族社会的昌盛，随着权势者享乐欲望的膨胀，对冥世生活的安排越来越完善和铺张，所需冥世服务人员的范围也便越来越大，档次也便越来越高。陪葬者中包括墓主的近侍、卫士、妃妾乃至宠臣。这些身份较高的陪葬者，同墓主的关系相当亲近，所以，不管他们内心的真正想法如何，至少其中一部分人会表示自愿以死相随，要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为主人服务，以此显示对主人的无限忠心。这类陪葬者当然不会被暴力处死，他们大都会以自杀方式完成这一最后尽忠的“义务”，而其装殓和葬品也将和他们的身份相符。这类人殉，我们称之为“从死”。

人殉的上述两种类型，在先秦王公贵族墓葬发掘中，有鲜明的反映。许多殉葬人被埋在墓道和墓坑的填土中，姿势蜷屈凌乱，有的肢体伤残，有的显系经捆绑而作挣扎状，无葬具，偶有葬品也十分简陋。他们的身份相当低下，肯定属于杀殉类型。另有一些殉葬人位处墓主棺椁的近旁，有棺箱装殓，姿势稳正，葬品较丰，有的乃至随葬金、玉质饰品及武器。他们的地位较高，无疑属于从死类型。

前面说的礼县大堡子山秦陵的人殉现象，有的可能已具备了从死的性质。如M2二层台上的7个殉人，就和墓道填土中的12个殉人处境大不相同。前者均为直肢葬，有葬具，有的甚至是漆棺，随身有玉饰；后者则都是屈肢葬，无葬具，有的作痛苦挣扎状，显系杀殉。但该陵反映出的从死现象尚不突出，似未形成制度。

至秦武公时代，从死者已多达66人，其中肯定包括不同阶层、担当不同职务的成员。哪些人当入从死之列，可能即在此时被确定，这意味着从死的制度化，故司马迁特书“初以人从死”。因此，武公之后，从死之风愈演愈烈。

穆公之丧，从死者发展到177人，声誉卓著的秦之“三良”也在其中。至景公时，从死者又超过穆公，竟至185人。尽管秦献公“止从死”，国君正式表态结束这种灭绝人性的惨剧，但实际上并未能彻底杜绝，流毒堪称久远。且不说始皇死后的大批从死者，晚至明清时代，这种惨剧也都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