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骊姬进谗》中记述了晋国夫人骊姬为立亲子，进谗言谋害太子申生的故事。 其中太子申生面对诟病和诬害所作出的选择在今天看来值得深究的：它反映出的不仅仅是申生本人的性格特点和生命态度，也是光辉的儒家文化身上不可忽视的弱点。
骊姬之乱
功勋卓著、地位尊贵的晋太子申生在骊姬的阴谋操控下，一步步失去宠爱、失去信任直至走到默认罪行、以死谢罪的境地。从中我们最直接体会到的是进谗者的歹毒和信谗者的昏庸，而真正触动我们的是被谗者面对恶意诟病的一种在后人看来匪夷所思的行为和态度，即是为成全信谗者“食可饱、居可安”的生活而坦然决绝地放弃生命。
这出悲剧的始作俑者和最终得逞者是骊姬，成败的决策者是晋献公，而真正意义上的杀人的利器是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对“忠”“孝”的苛刻的定义标准。因此，与其说这场死亡是申生个人的命运悲剧，不如说这是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和几千年来屈死于儒文化的弊端下的一切无辜生命的苍凉悲歌。从透析申生的悲剧，我们可以触摸到灿烂的儒家文化里不可忽视的缺陷和这种缺陷对无数笃信儒文化的人们的残忍的伤害。
申生为成全老父单薄而幸福的晚年，甘愿牺牲年轻的生命并背上弑君夺权的恶名，单纯从情感的角度来看，这不能不说成是一种孝心的壮举；从对晋国的影响上看，不能单纯地判定申生之死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从长远角度和文化的视角来看，申生歪曲的思想观念、极端的处世方式、短浅的生活理想和狭隘的生命准则，殊不可取。
从情感上看，申生为人子，对父深怀感恩、为其效力是人之常情，乃至最后为其自缢亦是对父亲幸福晚年的一种特殊的追求。申生选择自杀而非在父亲的通缉下伏法，其实也是一种保全父亲名誉和威信的做法。从另一个角度上申生将自己对父亲的爱升华成一种凌驾于生命之上的崇高博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催促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对长辈的爱的定位。从人性和情感的角度上看，申生是绝不应该受到苛责的，他同历史上为爱而自我毁灭的人一样，心里充盈着爱意，也就是这些充盈在心里的爱意，让故事的冷酷而无奈的结局透出了人性和情感的暖意。
再看申生之死对国家的影响，我认为不能单纯地把他定义为消极的或是积极的。若站在消极的角度上说，申生自缢可以说是对国家前程的损害，是一种以国家发展命运换取国君生活幸福的不明智的误国行为。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申生自缢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稳定大势、维系局面的做法：首先，从人物主观上看，申生既死，骊姬大碍即除，再次兴风作浪的可能性自然会降低，王朝内部卷入纷争的可能性也会随之降低。相反，倘若申生不死，逃亡异国或是于骊姬针锋相对，自然会掀起一场王朝的惊涛骇浪，血雨腥风会席卷晋国。对于一个力量不甚强大的诸侯国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其次，从历史客观上看，据史书记载，申生死后，骊姬并未如愿把自己的儿子扶上皇位，而继承人是后来被列为“春秋五霸”的晋文公，晋国也随之跻身春秋强国之林。太子申生虽战勋卓著，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人性里有极端和短浅的一面，并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有着深谋远虑的明君。因此，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申生都不能单纯地被定义成一个怠误国家的愚人或是成就强国的英雄。
申生笃信奉行的儒家思想历史渊源、博大精深，对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影响更是无可替代。但是，儒家对忠义孝道的苛求，以及后人对这种信仰的异化和曲解是残害历史上许多申生式的人物的元凶。
纵观庞大的儒家文化体系， “忠义孝道”思想的根源在于“礼”，礼是儒学的社会性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它同儒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孔子认为社会不和谐的根本是“礼崩乐坏”，因此，区分社会成员的名分等级是首要任务。当然，区分各等级之间应遵循的礼仪规范和态度原则（如臣对君忠、子对父孝等）是符合人伦天性和道德标准的，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
然而，在儒家“礼”的范畴中，有些内容带有浓重的偏激的色彩：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克制自己，顺从礼教才是“仁”。那么什么是“礼”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在此，君主和父亲被置于国和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又是臣子之纲和妻子、儿女之纲（三纲）。“真命天子”也成为世俗权力的可笑的理由。正是儒家思想中对“礼”的过分强调，使中国封建当权者的世俗权力无穷膨胀，同时又使这种权利受到的威胁也无穷膨胀。历史上不足为鲜的为帝位而泯灭人性手足相残的故事正好证明了这一点。而在本文里，骊姬千方百计的诬害太子来争取自己儿子的位置，想必也是深受这种“君主至尊、君权至上”思想的影响的。[2]
基于对“礼”的偏激的认识，儒家对的忠诚和孝顺是万分看重的。子曰：孝弟也者，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认为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是仁人的根本。仅仅是把对父母、兄长、君主的忠孝看成是根本的“仁”从此角度来看，申生自缢绝不不失为“仁”，且是一种悲壮的“仁”。而这种“仁”明显是局限于长辈而并非是平等博大宽厚的真仁。儒家思想里，对忠孝的要求是苛刻甚至变态的。子曰：孝者，顺其心（《礼记·祭统》），就是言行举止以父母之意为标准，不计后果的顺从才是真正的孝，这更是荒谬。如其所说，子女竟理所当然地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和地位，必须彻底沦为作为长辈和上级的工具和附属品，否则就成为灭绝人性的忤逆之子，为人唾弃。其荒谬和残酷，实在是灿烂的儒家文化里无可遮掩不可忽视的弊端。
在这种荒诞又极度教条的思想的枷锁的束缚之下，几千年来各种申生式的悲剧也时时上演，古代有“埋儿奉母”、“弑子献君”、“杀妻宴客”的故事，且都在不同的时代受到标榜甚至奖赏。它们看似大孝，其实残忍。
我们透过千年的历史清晰地看嗅到灿烂的儒文化下愚蠢而血腥的气息，几千年来，很多人在这样的气息之下带着无限的虔诚和荣光接受死亡或者展开杀戮，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文化的不幸。而这种愚蠢而残忍的忠孝又在中国历史上长久兴盛、千年不衰，也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像对待瑕瑜互见的儒家文化一样，冷静而全面地面对思想、面对文化、面对生活、面对命运，坚守原则和相信真理的生命态度也是每个人在任何生命阶段都不可或缺的。对于整个民族来说也是一样，褪去盲目和狂热，不再重蹈历史悲剧，拥有冷静的态度和广阔的视野，才能焕发出理智而和谐的生命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