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刘歆父子:汉廷校书传统的继承与总结

刘向歆父子作为校书官，对汉廷的书籍收藏史与校雠史有着深刻的了解。根据刘歆《七略》改写而成的《艺文志》曰：

刘向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祕府。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汉兴之际，萧何就注重典章书籍的收藏，高祖一入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萧相国世家》）。惠帝四年（前１９１）三月，汉家正式废除了秦帝国的挟书令（《惠帝纪》）。文帝时“广游学之路”（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又遣晁错“受《尚书》伏生所”（《史记·晁错传》）。但从《艺文志》的话中可见，直到武帝，才有了国家（外廷）和皇家（内廷）两类图书馆的建立，制定了书籍的征求、缮写、收藏等制度。

根据师古注引如淳曰：“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祕室之府。’”又王先谦《汉书补注》引何焯曰：“《文选》注三十八引刘歆《七略》曰：‘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艺文志》中“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一句，在刘歆《让太常博士书》中也被提及：“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按《武帝纪》元朔五年（前１２４）夏六月诏议予博士弟子曰“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儒林传》亦载此诏文。余嘉锡以为“置博士弟子与藏书写书皆一时之事，《纪》、《志》、《传》分纪之”。然《纪》、《传》皆省“书缺简脱”四字，说明《艺文志》悉据刘歆《七略》为文，更可见刘歆对汉廷故事的详熟。

刘向歆父子校书之前，汉廷的校书活动已经进行。余嘉锡始发“官校书籍始自高祖时”之论，其引《史记·太史公自序》云：“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又引班固于《高帝纪》曰：“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

余氏又以为武、宣之时皆有校书之事。余氏还引《艺文志·兵书略》云“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二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记奏兵录，犹未能备”，以为武帝既置写书之官，“亦当有校雠之事”。又举《儒林传》师古注后仓《后氏曲台礼记》引服虔曰：“在曲台校书著记，因以为名。”其实，宣帝朝尚有“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黄门郎张子乔正其字”之事，为余氏疏略。《韩信》三篇、《曲台后仓》九篇具见《艺文志》之“兵家略”与“六艺略”，故刘向歆父子于校书之史亦详熟于心。

因此，虽说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之事；萧、张、韩序次律令兵法、杨仆记奏兵书目录、后仓校书著记、张子乔正字之法之事不得其详，但如果从校书的技术过程来审视这些事件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的集合正是一个完整的校书过程，包括：图书的征集与分类（藏书之策）、校勘与缮写（正字、校书、写书）、书目及篇目次序的整理（序次）、目录的纂写与上奏（记奏目录）等。这一切正是刘向歆父子校书的主要流程。

因此，我们可以说，正因为刘向歆父子的博学与对汉廷校书史的深知，才使得他们主持的校书成了汉廷历史上空前的集大成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