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起，到以色列国成立初期为止，由于种族和宗教问题或者社会政治原因被迫离开自己的固定居住地的犹太人。在纳粹统治的12年(1933—1945)中，犹太难民在人口结构上不同于平常的犹太移民，也不同于过去因迫害而迁移的犹太人。1933—1937年从德国移居巴勒斯坦，以及1939—#〇&1943年移居美国的犹太难民，其女性比例大大高于以前的犹太移民。犹太难民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全家移居。这一点也由难民的年龄结构得到证明，他们中有大量儿童(有些家长把子女送出，自己仍然留在德国)和老人。犹太难民的职业结构也与以前不同，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犹太移民中，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占多数，他们去国外是为了寻找更加舒适的生活。而在1933—1939年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中，25．6%的人是自由职业者，27．7%的人是商业家。1932—1943年移居美国的犹太难民中，近1／5(19．8%)是自由职业者，41．9%是商业家。他们带来了大量的钱财，因为当时还允许携带某些财产离开德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通过这种方式流入美国的金钱达6．5亿美元。犹太财产迁运代办处向巴勒斯坦运进价值3200万美元的财产。当德国当局禁止犹太资本外流后，难民由于家庭结构和特殊的职业，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困难。而且，获准入境和在新国家中的同化也障碍重重。许多商业家和自由职业者在他们移居的国家中无法就业。大量难民不得不改行，主要从事体力劳动。
1933年10月，根据国联大会的决议，建立了德国犹太难民最高事务委员会，其任务是通过谈判，以就解决犹太难民的经济、财政和社会问题进行国际合作。最高事务委员会的经费预算得到一些犹太组织的资助。1933年和1938年，最高事务委员会进行了关于犹太难民的政治保护和法律保护的谈判。1939年1月1日，国联任命赫伯特·埃梅尔松(1881—1962)为全体犹太难民的最高委员，任期5年。尽管国联为改善犹太难民的处境作了种种努力，然而实际收效甚微。不过，德国犹太难民最高事务委员会在保障难民的法律地位，以及协调许多犹太志愿组织和慈善组织的工作方面，发挥了作用。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倡议，在1938年7月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成立了犹太难民常设国际委员会，其中心设在伦敦。参加会议的有32个国家和39个地区组织，其中包括21个犹太组织的代表。1939年2月，这个委员会与德国犹太难民最高事务委员会合并。
无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犹太难民提供的帮助是很不够的。原因在于当时普遍笼罩的束手无策的氛围，以及对犹太难民的悲剧缺乏真正的理解。即使稍后时期，全世界都知道了纳粹对欧洲犹太人赶尽杀绝的政策，百慕大会议也未能给解决犹太问题带来任何结果。而区域性的组织，特别是欧洲慈善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以期动员社会舆论，寻找同意接纳从纳粹占领区逃亡的犹太人的国家。然而，即使这些组织，如犹太代办处、联合分配委员会、世界犹太委员会和救援委员会，以及正统思想的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与纳粹屠犹的规模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唯一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国际组织是国联善后救济总署，它由44个同盟国家在1943年11月建立。它关心战后在临时居住国逗留的难民，根据他们的愿望帮助他们重返家园。不过，它的工作范围不包括不愿重返战前居住国的难民。纳粹屠犹后幸存的大部分东欧犹太人，不愿返回原来的居住国。后来，犹太难民事务国际组织负责解决这些人的问题。
据世界犹太委员会下设的犹太事务研究所统计，在纳粹统治期间，犹太难民达239．1万人(包括在同一国家中逃亡的)。失去住所的犹太人有500万，即超过欧洲犹太人的半数。附表18表明1933—1943年81．1万犹太难民在世界各国寻找避难所的情况。找到避难所的犹太人不足失去住所的500万犹太人的1／6。在战争后期，失去住所的犹太人从500万增加到700万，其中很多人死去。
犹太难民事务国际组织由联大于1946年2月12日建立，它旨在帮助犹太人的遣返和战后安置。在1947—1951年期间，它使150万犹太难民得到帮助，遣返了7．5万难民，在新地点中安置了104万犹太人。它的活动耗资4．3亿美元，这笔款项由18个国家提供。近20个国家同意接纳难民，其中美国接纳了33万，澳大利亚18．2万，以色列13．2万，这三个国家接纳了2／3的犹太难民。许多国家和25个志愿组织(其中包括6个犹太组织)帮助犹太难民事务国际组织开展工作。该组织于1952年2月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