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它是作为在当时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领导层中占上风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对应物而产生的。
赫茨尔等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将主要精力用于游说英、德、法等西方大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希望大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只有在有关大国同意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国之后，向巴勒斯坦大规模地移民才是现实的和可能的。这一倾向被称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然而直到赫茨尔于1904年去世，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也未能赢得任何一个大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明确支持。务实派并不反对在外交领域的行动，但认为在采取外交努力的同时，应立刻大规模地组织在巴勒斯坦的垦殖。务实派主张只有脚踏实地地在巴勒斯坦从事移民、购地、垦殖、防务和文化教育建设，确立犹太人存在的既成事实，才能说服大国重视犹太复国主义的力量，并认真对待乃至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自己不采取实际行动，一味消极地等待外交努力的结果，就等于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付与列强之手，这对犹太复国主义是极其危险的；建设伊休夫的实际行动固然是艰难而又缓慢的，但唯有它才是保证最终建成犹太国的最扎实最有效的手段，因此，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应当尽快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犹太民族之家的渐进的努力上来。
务实派并非代表任何固定的意识形态的独立政治派别，而只是一种倾向或思潮。它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区别主要是策略的不同，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一般说来都属于务实派。就组织而言，俄国锡安热爱运动和锡安工人党是务实派的中坚力量。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成立后的十多年中，这两个组织一直是向巴勒斯坦移民的主要组织者。务实派成员多为东欧犹太人，而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多为中、西欧犹太人，两大地区犹太社团所继承的不同文化传统和所面临的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是两派得以形成的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习惯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和政治传统，热衷在各大国的外交部之间穿梭游说，缺乏到自然条件恶劣的巴勒斯坦实际创业、打天下的气质。东欧犹太人长期处在沙俄专制政权残酷的民族压迫之下，物质生活艰苦，这就使他们比较能够适应巴勒斯坦严酷的生存环境；沙皇政权反犹主义的暴政亦在东欧犹太人中培植了一种对非犹太社会及其政权本能的戒备心理，使之从不对列强的支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东欧的犹太教正统派强调在实际生活中遵守律法有甚于强调正确的信仰，从而导致东欧犹太社团在生活中重视实际行动而轻视理论空谈的传统。这是影响务实派的三个因素。
务实派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取得的胜利是逐步实现的。在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并结束奥斯曼帝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之前，犹太复国主义一直面临着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奥斯曼帝国的法律禁止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禁止阿拉伯人向犹太人出售土地，西方列强拒绝给犹太复国主义以外交支持，俄国境内的反犹歧犹排犹恶浪自1905年革命以后日甚一日。这些历史条件客观上加强了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地位。与此同时，务实派推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采取了一些在巴勒斯坦垦殖的实际步骤，成立了巴勒斯坦土地基金会、巴勒斯坦办事处、犹太国民基金会等负责在巴勒斯坦购地和帮助移民建设农业定居点的组织。赫茨尔去世后，哈伊姆·魏兹曼开始倡导“综合的犹太复国主义”，即将垦殖活动和外交努力置于同等重要地位，这为务实派所支持。魏兹曼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显著上升。1917年11月问世的《贝尔福宣言》基本实现了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梦寐以求的目标，扫除了妨碍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一个重大的国际障碍。这一宣言亦使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寿终正寝，开辟了务实派犹太复国主义大显身手的黄金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魏兹曼就任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此举标志务实派最终掌握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权。1948年以色列国的诞生，主要是务实派历经半个多世纪所进行的以移民、购地、垦殖、防务及文化教育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实践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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