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波兰、小波兰、红罗斯和沃伦犹太委员会的会议。它是16世纪中期至1764年波兰犹太自治的中央机关。
地方社区是波兰犹太自治系统的基层组织。社区本身也按照地区组织起来。四省会议是国家范围内犹太自治的最高形式，它的活动以涉及的领土广泛和效果的经久著称。它在集市期间犹太会议的基础上产生。16—18世纪，在集市期间的这些会议对波兰犹太人的经济生活、犹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的调节起到很大作用。各个社区的代表同商人们一起来到大型集市，以协商涉及到犹太人的重要社会问题。卢布林的集市成为主要的聚会点。那里聚集着法律教师，以讨论宗教法律问题。由于这些会议，形成了最高拉比法庭，它在集市期间开庭。波兰王国各地犹太会议就是从这种法庭中发展起来的。地方犹太会议于1519年开始在波兰起主导作用。波兰王国地方犹太会议和各省犹太会议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波兰地方议会和全波兰议会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会议中占优势的是下列四省(地区)：大波兰、小波兰、红罗斯和沃伦，因而“四省会议”的名称得到确定。
四省会议的官员有：(1)会议负责内外事务的首领，在四省会议开会时任主席，从地方元老中选出；(2)司库和主秘书，这是负责薪俸的官，也可以从法官中任命；(3)辩护者，他获取最高薪俸，他必须身在国王宫廷中或者国王议会聚集的地方，以便在政府面前捍卫犹太人的利益；(4)司书，即文牍秘书，后来有文牍秘书班子；(5)税务官。
16—17世纪初，四省会议中有同波兰合并的立陶宛大公国犹太人的代表机构。这个代表机构于1623年停止发挥自己的职能，因为当时建立了立陶宛各主要社区的独立会议。立陶宛会议在很长时间中由布列斯特—立陶宛社区的拉比法庭主席领导。其余的职务在总的方面和四省会议相同。
四省会议每年在卢布林和雅罗斯拉夫的集市举行两次。18世纪，会议的举行较少有规律。各主要社区按照不同的选举制度和时间间隔推选参加四省会议的代表。四省会议的全权主要包括协调同宫庭和中央机关的关系，捍卫犹太人的普遍利益，制订社区事务的法规。不过从形式上看，四省会议只是一个向王国中犹太人征税的行政机构。作为对破坏四省会议规定所采取的制裁手段，即是革出犹太教门。这种革除在集市和犹太会堂中宣布，实际上是把受处分者开除出社区。四省会议的一项杰出成就是，1717年后尽管货币贬值，向犹太人的征税却没有增加。但这种状况也是波兰政府废除四省会议的主要原因之一。与征税有关的社会不满和紧张，随着四省会议和各个社区债务的积累而增长。为了向在波兰政府面前捍卫犹太人利益的犹太特派员支付薪金、贿赂官员和大臣、防范抢劫和袭击而采取措施，耗费了巨额钱财。旨在增加支付累累债务的能力，以及减少对四省会议的财政依赖，犹太社区在17世纪就建立了社区内部征税的新制度。起先这是产品税，主要是肉税，然后扩展到商务活动。
四省会议认为自己是犹太自治的捍卫者，它应该领导犹太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领域、道德领域和法律领域。四省会议支持各社区领导反对社区内部的反对派。四省会议的立法活动涉及到社会经济问题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宗教问题。四省会议制订了所谓“租赁法”：向波兰小贵族承租农耕经济或与农耕经济有关的企业达3年的犹太人，在租赁上有优先权。另一方面，四省会议力图保障犹太人在所承租的领地上能够严格恪守犹太宗教传统。它把袭击和杀害犹太人的行为提交法庭审判，也支付捍卫犹太人免受诽谤的费用。它有成效地同血祭诽谤行为作斗争。在自己存在的最后时期，同立陶宛会议一起派遣代表觐见罗马教皇，以期教皇发表反对血祭诽谤行为的声明。
传统犹太教育是四省会议关注的主要事务之一。会议中的拉比鼓励出版书籍。对耶希瓦也给予很多注意。大力操办慈善事业，包括帮助贫穷的新娘。犹太人在服饰和各种节庆中必须保持节俭，以免引起周围居民的妒忌和仇恨。社区应该帮助战争期间从西方逃来的难民，以及哥萨克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后从波兰—立陶宛国东部逃来的难民。四省会议为巴勒斯坦募集资金，并帮助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四省会议和立陶宛会议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波兰—立陶宛国境外的犹太社区所承认。不过，1764年波兰议会通过决议，确定了向犹太人征收所得税的新制度。根据这项决议，四省会议和立陶宛会议都被取消了。波兰和立陶宛犹太人把这两个会议看作是犹太人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体现，以及力量和强大的象征。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犹太自治的思想家们把会议看作是散居各地的犹太民族中央自治机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