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襄公出色地经受了即位之初的历史考验

秦襄公即位于公元前777年。由于其父庄公在位长达44年之久，而早在庄公移都西垂时，襄公即已因长兄世父之让成为太子，故可推知他即位时至少已在中年以上。应当说社会经验已相当丰富，政治上完全成熟了。

历史似乎在有意验证襄公的执政能力，他上台不久秦国即遭遇到戎族的一次大规模攻袭。《史记·秦本纪》载：“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史文虽简，但事态却极其严重。君位未稳，都邑被围，长兄被俘，嬴秦族、邦又一次陷入危机之中。“世父击之”一语，可以作两种理解：既可能是世父统率秦军，自西邑内出击；也可能是世父居于他处，此时率众来解西邑之围。

秦襄公

庄公当年移都西邑时，世父曾有誓言：“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如今时隔数十年，究竟是世父实践了诺言，杀掉了戎王替祖父秦仲报了仇，昂首入邑了呢，还是未曾得手，率领部分族众一直驻扎在都邑之外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在这次保卫国都的军事行动中，秦方开始是失利的，世父被俘便是证明。

继位不久的襄公，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有学者认为，“在这种兵临城下的严峻形势下，秦襄公为了保存实力，只有实行放弃西垂，进行突围，实施战略转移。汧邑就是这次转移的产物。”这种看法的唯一根据是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的一段注语。上引《秦本纪》言“襄公二年，戎围犬丘”，《正义》引《括地志》云：“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南三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其实这是一则很荒唐的伪证。

秦国自西垂迁都于汧，是文公四年的事，对此《秦本纪》有具体而详明的记载。《正义》所引《括地志》文，或者说《括地志》所引《帝王世纪》文，误把文公讹作了襄公。《帝王世纪》原书虽早已佚失，但后世引其内容的著作甚多，而该书关于秦迁都于汧的文字，恰恰可以查到。如《太平御览》卷155即引该书曰：“襄公始受岐丰之地，列为诸侯，文公徙汧。故《秦本纪》曰：‘公东猎至汧渭之会，乃卜居之。’今扶风汧县是也。”

此外，《玉海》、《汉唐地理书钞》也都引过皇甫谧述秦都变迁的话，也都是说文公迁汧而非襄公。皇甫谧所依据的也正是《秦本纪》文公东猎至汧，卜邑而居之的那段记载，故《史记·封禅书》再言此事时，《索隐》明确指出，此即“皇甫谧云文公徙都汧者也”。

非独《帝王世纪》，宋代以前的有关地理名著，皆谓文公都汧而决无言襄公都汧者。如《水经·渭水注》述龙鱼川：“径汧县故城北，《史记》秦文公东猎汧田，因遂都其地是也。”《元和郡县图志》陇州目下曰：“《禹贡》雍州之域，秦文公所都，汉为汧县，属右扶风。”《通志·都邑略》历述秦之都邑，云：“庄公居犬丘，文公居汧渭，德公迁于雍……献公迁栎阳，孝公乃迁咸阳。”

此外，今本《竹书纪年》虽系伪书，但学界公认该书系摘录古著中相关记载而汇成，保存了不少今已失传的文献资料。该书载周平王五年秦襄公卒，十年，“秦迁于汧渭”。也就是说，秦都迁汧是襄公死后第五年亦即文公四年之事，与《秦本纪》所述相同 。所以，说襄公二年迁汧，是个很明显的错误。

而且，如果承认襄公二年迁汧，则《秦本纪》所载后来的许多史事便无法解释。如，既然襄公已都汧，何以五年后他被封为诸侯而立祭祀祖神之畤，不设于国都汧邑，却要设于旧都西邑？既然西邑早已被弃，为戎人所据，何以秦人还能在那里设畤？既然襄公已都汧，其子文公继位后本有现成的汧邑在，何以还要在汧地“卜居”而“营邑”？既然西垂地区早已拱手送给了戎人，何以文公即位时仍“居西垂宫”？何以襄公、文公死后都葬于西垂？

秦襄公并未迁汧，也没有实施什么“战略转移”，这是肯定的。他如何化解了那次戎祸，史籍无载，我们不敢妄言。我们只知道西邑并未陷落，而且文公四年以前它一直是秦的国都，被俘的世父也在一年后放归。由此可以推想，那次危机有可能以和平方式获得了解决。

襄公的和戎政策是成功的，不仅解了犬丘之围，救回了长兄世父，而且兹后西垂地区再也没有受到戎族的侵扰，嬴秦与西戎的军事斗争重心转移到了陇山以东，陇山以西的局势趋于平稳。因此，数年之后西周王室发生幽王之乱时，襄公能将兵救周，还能护送新即位的周平王东迁洛邑。没有一个安定而可靠的后方，他是不敢率众离都而远征的。

襄公的和戎政策，表明他对关陇地区时代发展的宏观大势有清醒的认识，显示出一个优秀历史前台人物的非凡胆略，在关键时刻敢于改变渗透着敌忾情绪的对戎方针，为族、邦的生存和发展争取更有利的境遇。秦襄公出色地经受了即位之初的历史考验。

司马迁评说：“秦起襄公，章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冠带之伦。”这正是历史不会忘记秦襄公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