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如何论证天人关系的？

荀子身为儒家思想的左派，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是如何论证天人关系的呢？且让我们一探究竟。

荀子传授儒家思想

关于天人关系，老子、孔子各有自己的解释，到了荀子这里，对天人关系的论证有了重大进展。老子的《道德经》主张天人合一，试图融合天道与人道，按照“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改变“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按照不受情感伦理影响的自然法则，处理困于纷扰的人世事务，“推天道以明人事”（《道德经》41章）。孔子对天人关系的解释同老子不一样，他很少谈天，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人的一方，仅仅试图把人力不能改变的东西称之为天。到了荀子，则明确提出了“天人之分”。有很多论著从哲学意义上讨论荀子的天人之分，但从管理思想角度研究荀子天人关系的则不多见。

荀子写了专门的《天论》，对天人关系进行了充满哲学思考的说明。他所说的天，其含义是自然之天，即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事与自然是两回事，不存在对应关系。社会的治乱兴衰，同天不相干。因此，人间的事项，不需要天的干预。“彊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天论》）人们经常在不得意时怨天尤人，而荀子告诉我们，可以尤人，但不得怨天，只有那些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者才会怪罪天，“怨天者无志”（《荣辱》）。从明确人的自身责任角度看，荀子的这种区分具有积极意义。按照荀子的说法，只有明于天人之分，才能成为“至人”。

很多学者对荀子天人之分中的“分”，解释为分离之“分”。实际上，“分”字有多解。荀子所说的天人之分，更多偏向于职分之“分”。天与人的区别就在于，天是自然的，无为的，“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同上）如果理解成分离，就有可能割裂天人关系，而荀子的本意，是界定天人之间的范围，让人们清楚，事有天成，也有人为。人不需要知天，但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天论》）由此说明，天与人是有密切关系的，人不需要与天争职分，但需要掌握天道，在天职和人职之间寻求二者的嵌合。“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同上）。

荀子的天人之分思想，对于管理而言，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要分清天与人的不同职分。人的能力是有边界的，不能超越到天职领域。任何管理者都要明白，人不可能无所不能，尤其在人们手里掌握了强大的工具和丰富的资源时，不要妄想可以呼风唤雨。人类社会的许多悲剧，都是超越人之所能造成的。其次，不要贪天之功，同时又要保持人自己的努力进取，不能把人的失误归罪于天。“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悬）者，在此耳。”（《天论》）再次，明确天人之分是为了顺应天道，人只可顺天而不可逆天，制天命而用之不等于逆天道而取之，人类必须慎言“改造自然”，更不可轻言“征服自然”，没有对天道的顺应，很有可能会陷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妄。

弄清了上述三点，就能谋求人道与天道的镶嵌。首先，在天人之间，追求人为努力与自然天道的吻合，“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其次，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人的自在和自为之间，追求人的自在与自为的吻合，“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再进一步，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对天道一览无遗，对于管理中因人的无知而对自然现象的“神道设教”，“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如此，就可以使天道与人道嵌合一体，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天人和谐，已经不再是道家所说的以天为本的天人合一，而是儒家所说的以人为本的天人和谐。对于管理来说，这种天人之间宏观边界的设定，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使经营管理者明白何处该为而何处不该为，在为与不为之间如何平衡，如何做到“尽人事而知天命”，如何做到“制天命”与“畏天命”的和谐，而且至今仍然值得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