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对于姜维的评价，颇具争议。有史学家认为他出兵无度，导致国力疲弊，间接使蜀汉亡国；有另一些学者认为并不尽然。
蜀汉丞相诸葛亮：“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又说：“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
魏国司徒锺会：“公侯以文武之德，怀迈世之略，功济巴、汉、声畅华夏，远近莫不归名。每惟畴昔，尝同大化，吴札、郑乔，能喻斯好。”又说：“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胜也。”。
蜀汉官员郤正后在西晋官至太守，著论评论姜维，称：“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位居上将之重位，处于群臣之首。屋宅院舍简陋，没有多余资财和妾室，家中没有声乐娱乐之物，穿衣、出行、日用及饮食上也有节制，薪水也都随手用光；姜维之所以这样，并非刻意表现清廉高尚，而是满足于这样的待遇，没有多余奢求。常人誉成毁败，扶高抑下，都认为姜维投降于蜀，最后死无葬身之地和家族灭亡是失败作为，而不复探索其他方面，这有异于春秋褒贬人物之本义。像姜维这样好学不倦，清廉朴素，节俭简约，可说是一时之模范。”）
姜维剧照
蜀汉将领廖化于景耀五年（262年）姜维出兵狄道时表示：“‘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立？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今日之事也。”点出了廖化对姜维连年用兵，耗损蜀汉国力的担忧。
东晋孙盛对姜维评价很差：“异哉郤氏之论也！夫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义节，百行之冠冕也。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违君徇利，不可谓忠；捐亲苟免，不可谓孝；害加旧邦，不可谓义；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御侮之任而致敌丧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维无一焉。实有魏之逋臣，亡国之乱相，而云人之仪表，斯亦惑矣。纵维好书而微自藻洁，岂异夫盗者分财之义，而程、郑降阶之善也？”（“士大夫虽有百种德行，做万种不同作业，但忠孝义节是百行中最重要品德。姜维求功名于魏室，而外奔蜀汉，违背主君而徇私，不可谓‘忠’；为苟且免死，捐弃母亲，不可谓‘孝’；加害于旧祖国，不可谓‘义’；战败而不死于难，不可谓‘节’；而且没有德政而疲惫人民以逞强，身居抵御外侮之责任而引致丧失国土于敌人，不可谓‘智勇’。这六样美德，姜维一项也没有。实有魏之叛臣，亡蜀汉之乱相，而说他人之仪表。纵使姜维好读书而自奉卑微、文藻高洁，岂不与强盗富贵，晋侯嬖程郑降问自降下伪善之道理一样？”）
但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则不同意孙盛之批评：“臣松之以为盛之讥维，又为不当。于时锺会大众既造剑阁，维与诸将列营守险，会不得进，已议还计，全蜀之功，几乎立矣。但邓艾诡道傍入，出于其后，诸葛瞻既败，成都自溃。维若回军救内，则会乘其背。当时之势，焉得两济？而责维不能奋节绵竹，拥卫蜀主，非其理也。会欲尽坑魏将以举大事，授维重兵，使为前驱。若令魏将皆死，兵事在维手，杀会复蜀，不为难矣。夫功成理外，然后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谓不然。设使田单之计，邂逅不会，复可谓之愚暗哉！”（“臣裴松之以为孙盛之讥评姜维，又为不当。于时锺会大众既造剑阁，姜维与诸将列营守险，锺会不得进，已相议退还之计，几乎建立保全蜀汉之功。但邓艾行险诡道傍入，出于其后，诸葛瞻既败，成都自行投降。姜维若回军救成都，必被前后夹击，如果这就批评姜维守备绵竹不力，不能保住蜀国，并没有道理，及后锺会谋反，企图尽杀魏将，并授大权与姜维，若魏将皆死，姜维杀锺会以复国之计大有可能成功，计谋胆量可称为奇，虽然最后失败，但却不能说姜维只是庸才一名，若当年田单复齐国不成，我们又要说田单只是庸人一名?”）
《傅子》：“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
陈寿于《三国志》中评论，称：“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
《世说新语》：“时蜀官属皆天下英俊，无出维右。”
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赞姜维“赤心千载如生”。
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中分析：“……诸葛亮死后，蜀汉还有二十九年的命运。这二十九年之中，前十二年，总统国事的是蒋琬；中七年是费袆；后十年是姜维。蒋琬、费袆手里，都不甚出兵伐魏。姜维屡次想大举，费袆总裁制他，不肯多给他兵马。费袆死后，姜维做事才得放手些，然而亦无大功，而自己国里，反因此而有些疲弊。当时很有反对他的人。后来读史的人，亦有以蜀之亡归咎于姜维的用兵的，其实亦不尽然。”又云：“从魏齐王芳之立，至高贵乡公的被弑，其间共计二十一年，即系入三国后之第二十一年至第四十一年，正是魏国多事之秋，蜀汉若要北伐，其机会断在此间，而其机会又是愈早愈妙，因为愈早则魏国的政局愈不安定。然此中强半的时间，都在蒋琬、费袆秉政之日，到姜维掌握兵权，已经失之太晚了。所以把蜀国的灭亡，归咎到姜维，实在是冤枉的。倒是蒋琬、费袆，应当负较大的责任。”
曾任陈布雷秘书及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的蒋君章，钦敬姜维“明辨忠奸”、“移孝作忠”、“好学不倦”，从不灰心奋斗，“即在无可奈何中，他还是想办法达到光复社稷”，奋斗精神，值得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