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武子迁都的意义？

公元前453年，赵、韩、魏三家共灭智伯，尽并其地，自此三家各自建立起了实际的国家政权。之后，三家纷纷把都城迁出山西、挺进中原，开始参与中原地区的争霸和兼并战争。韩国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制定了南下灭郑、中原扩张的战略规划。为适应势力扩张的需要和战略方针的落实，韩武子（公元前424-前409年在位）时迁都宜阳。

宜阳老城门

宜阳是韩国建立实际国家政权后迁徙的第一个都城，也是进军中原后建立的第一个都城，标志着韩国的发展重心由对内斗争转向对外扩张，由卿族争斗转向列国争霸，在韩国的发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战略意义。

（1） 迁都宜阳的历史原因和意义
黄河中下游地区环境适宜、土壤肥沃，自夏商以来就是经济最发达最富庶的地区，因而这里成为各国争夺的焦点和重心。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而立，势均力敌，在任何一家都没有足够的实力灭掉其他两家的情况下，积极谋求对外发展。晋国原占优势的表里山河之势，这时成了三家向外发展和扩张的障碍。这就需要将都城迁出山西移进中原，以便于中原扩张和争霸。

赵、魏、韩三家根据各自实际情况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方向。赵国主要向北、向东发展，先后占据了今山西中部和北部、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魏国主要向东南方向发展，先后占据了今山西南部和河南中东部地区。与此同时，为控制新的疆土和更进一步的发展，三家纷纷迁徙都城。

韩国则主要采取了向南发展的战略。三家分晋，魏国占有今山西西南部，位于原晋国统治的核心地区，农业发达，人口密集，经济基础雄厚。而韩都平阳地处汾河谷地，地狭人众，劣势明显，并且远在晋南中部，不便于进军中原开疆拓土。故而，迁都之举势在必行。

早在公元前461年，韩氏就开始了对伊洛地区的军事行动，肃清了中原地区的戎患。《后汉书·西羌传》载：“至周贞王八年……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伊洛地区曾是韩氏早年征伐的要地，且戎患既清，迁都于此，便于更好发展。

同时，旧邑平阳，南距黄河较安邑为远，东距太行山又较晋阳为远，韩国要想向外发展挺进中原，就只有南渡黄河以图进取了。黄河之南为周王室和郑国。周室虽已衰弱，但名义上仍是天下共主，韩国对周室尚不敢发起挑战，便只有攻取郑国。三家破智之后，韩国就有了南下灭郑的考虑和准备。在这样的战略指导下，韩武子迁都宜阳。《战国策·秦策二》高诱注，“宜阳，韩邑，韩武子所都也。”《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记载：“阳翟县，本禹所都，春秋时郑之栎邑，韩自宜阳移都于此。”

至于具体时间，根据《史记·韩世家》中“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年，伐郑，杀其君幽公”和《史记·郑世家》中“幽公元年，韩武子伐郑，杀幽公”的记载，推测可能在韩武子元年，即公元前424年左右。因为，迁都宜阳正是在南下灭郑的战略指导下所展开的发展步骤，而韩武子二年正好发动了“伐郑”战争，还杀了郑幽公，这应该不是简单的巧合，依常理推测，这时很可能已经迁都宜阳了。换言之，迁都宜阳可能应在“伐郑”之前，只有在中原站稳脚跟了，才能更好的开展大规模的伐郑战争。

这里又涉及另外一个问题，既然要往中原迁都以图更好发展，那么中原地区城市林立，要地云集，为什么偏要选择宜阳呢？

首先，这里地理位置重要，环境优越。宜阳坐落于宜水与洛河交汇处的宜水北岸，北依崤山，南接熊耳，东望洛阳，西通商阪，依山傍水，四塞险固，是兵家必争之地。宜阳之西为虢国故地，经过晋国二百年的经营，已为富庶之乡；宜阳之东，为伊洛阴戎旧地，地势平坦，河流纵横。宜阳对南下的韩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和战略意义。

其次，宜阳不仅是军事要塞，也是重要的咽喉要道，是韩国立足中原的首选之地。《战国策·韩策一》载苏秦游说韩王曰：“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阪之塞。”《韩策一》还载张仪游说韩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绝韩之上地；东取成皋、宜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

宜阳是古代四方交通的枢纽，是两京大道、秦楚孔道和晋楚通道的交汇之处。宜阳，西控崤函，可扼两京往来之咽喉，控秦人东出之门户；南屏熊耳，依山设防，可阻楚人北上之师；北跨黄河，可兼顾平阳旧邑，分晋扩土，与魏、赵争锋；尤为重要的是，东出颍汝，可伺机灭郑，伐楚侵宋，争夺中原霸权，实现韩国既定的战略目标。